5月14日圆桌二:中国经济与政策展望。
王庆(上海重阳投资合伙人、董事长):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我们举行了三年,去年全网直播超千万,影响很大。我们邀请了四位首席,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各位都有很深的理论造诣。今天我们围绕着中国经济与政策展望展开讨论。
沈建光(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感谢王庆主席,感谢清华邀请。我本人有幸参与第一届论坛。
今天主要讲两方面内容:一是外部环境。去年中国出口增长了30%,外需起到很大作用。对美国经济增长过于乐观了,今年出现了很多情况,如美国滞涨、欧洲衰退、资本市场波动、非美货币大幅贬值,美国面临一个巨大挑战,是通胀上失控的。
美国此次面对的是由盛转衰,深刻的挑战是其新货币理论,印钞造成需求侧的繁荣,8.5%远超正常范围,以前我在欧洲货币联盟,都知道通胀和工资的螺旋式上升,这是非常可怕的。为了控制通胀,大幅加息,现在美国遇到的问题,不必七十年代轻松,靠印钱带经济走出衰退,很难做到。
现在一加息,美国财政开支大幅提高,经济上缺少了发钱的因素,下半年美国经济更加困难。
俄乌冲突,对欧洲经济影响极大,德国考虑经济可能衰退,下半年会有所显现。
中国也深受影响,出口上,四月份增长只有3.9%,接下来的影响更大,因为我们主要进口是石油、天然气,其成本大幅上升。
对外部带来的影响,我们要充分考虑。
二是中国如何应对。我们只能靠内需,其中主要的是消费,这是我们的软肋,一季度唯一的负增长指标-3.9%,四月份指标也不会乐观。
促销费应该成为重头戏,消费券,或是转移支付给疫情影响员工、受困人群等,应该去做。地方政府对发放消费券态度积极,且我们数字经济已经走到了前面,香港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
陆挺(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谢谢王庆首席!讲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多讲些内部的,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已经接近2020年初期,高传播、低致死,导致我们的抗疫成本非常大;时间上来讲,2020年爆发时在元月,今年在三月份,一年之计在于春,影响要大;地理位置上,波及广,且位于第一大城市-上海,供应链长、波及面广,甚至波及出口;进入第三年的抗疫,消费能力、意愿下降;企业和居民对于疫情感到更加多的不确定性,2020年我们防疫很成功,下半年预期很不错,今年觉得疫情遥遥无期,民营企业暂缓其投资;政府角度,基层官员,在抗疫上花费很多时间与资源;对房地产造成额外压力,体现在新房销售腰斩,影响地方财政,上海占出口物流20%,导致订单流失。
二季度的GDP可能较一季度再下一个台阶。
二是货币政策,存款准备金率再降空间很小了,与美国息差倒挂,财政政策空间也不大,降低利差也不利于金融稳定;新增社会融资不足去年一半,银行缺少优质的社会贷款人,有效需求不足;政策传导机制已经不灵了,以前房地产,现在失效。
三是个人建议,认同沈首席发放消费券的建议,同时应该加大财政支出,稳定预期。政府基金收入,主要是土地支出,下降幅度过大,需要其它渠道增加政府可支付资金,甚至提高政府支出水平;增加纾困,信贷政策有所倾斜,如贴息、租金减免;基建上加大力度,尤其是有合理回报的项目;市场购汇,适度贬值,亦有益处。
管涛(中银国际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很高兴参加论坛!谈谈中国经济面临的三大挑战。
四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讲到经济新的下行压力加大,第一是疫情多点爆发,影响国内经济循环畅通,影响政策传导,四月份环比下降29bp,现在的问题不是货币、金融,市场上不缺钱,实际上是有效需求不足。
二是美联储超预期紧缩,全球股市、债市、汇率等出现大幅波动,对中国带来溢出影响,以我为主+有所平衡,带来更大挑战,不要因为政策失误造成金融泡沫破裂。
三是俄乌冲突,间接影响不容忽视。1、全球经济下行,欧盟经济出现大的问题,对中国进出口会造成影响;2、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带来输入性通胀,中国cpi较快上升,央行时间窗口面临更大挑战;3、地缘政治风险外溢,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对中国出现负的溢出。
这是世界性难题,美国GDP增长-1.4%,负这么多少见,主要在于病毒蔓延;俄乌冲突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等;对美国金融稳定同样带来影响。
我们应该有条件应对这样的局面。近期政治局、国务院常务会议都部署。一是全面理解国家抗疫政策,减持“动态清零”,通过各部门协调配合,保证物流畅通、供应链稳定。
二是用好金融工具,跨周期、逆周期有机结合,稳就业、稳物价,稳好外需、扩大内需,经济稳才能金融稳。
三是保持人民币货币的灵活性,发挥减震器的作用,增强投资者信心。
四是推动金融市场法执性作用,稳定境内外投资者的预期。
五是统筹安全、发展,做好预案。
李迅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如何畅通内循环-下一步政策思考。迅雷是资深的专家。
基建投资一枝独秀,但光靠基建是不够的,地产、制造业投资均回落。基建投资能够持续多久,是有些担心的。城投投资汇报大幅下降,1.3%,继续投资,地方政府的杠杆会更高。
疫情冲击消费转负,地产也明显走弱。居民宁可还了贷款,不愿意再借。面临:需求(内需、外需)收缩,促销费意义重大。
央行货币投放力度处在历史地位,降息空间有限,如昨天社融数字,有货币空转现象。
财政政策非常积极,减税降费保主体、稳就业:用于促销费方面的投入偏少。要继续加大,尤其再消费方面,2020年我就建议发放消费券,美国是直接发美元,不如消费券更有针对性。
中国已经出现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下降、房地产等多个拐点,过去的发展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外需越来越难,更需要内需。
基建面临好项目越来越少,投资越来越低。
内循环不畅的症结:我国居民消费率过低,比及日本、韩国,或是越南、泰国,我们处于谷底。
消费率低与消费结构有关,能否通过税制改革等办法,推进各项改革,增加中低收入阶层收入,这个势在必行,多种举措共同发力。
王庆:以上是发言部分,下面进入问答环节。我先利用特权讲下我自己的观点。我来自投资机构,所谓的买方。从资本市场的视角做点补充。
资本市场对经济下行风险已做提前反映。资产价格更加敏感,在2021年下半年出现恶化,就是已经提前考虑了风险并有所反映,比如高频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目前似乎有所企稳,如果我们认为影响因素是疫情的话,潜在风险先提出来。
提一个问题:这次是否不一样?十二个月社融总量与沪深300指数有正相关走势。但有两次背离:2020年初;及当前,今年可能达到34万亿,如果是这样,股票应该没有太大下行风险,但事实是本次出现明显背离,两个可能性:1、是否股市错了?2、社融错了?不需要34万亿,应该掉头向下。
如果股票市场错了,就是高估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如果社融错了,低估了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困难,因为房地产是货币市场传导的重要工具。
1、疫情有多严重?2、房地产市场有多严重?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来思考。
下面到问答环节。
1、请陆挺回答下:信贷大幅低于预期,对货币政策有何影响,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房地产不景气,地方政府很多举措,如何看待。
陆挺:中长期贷款来看,大幅度下降,说明信心不足;短期信贷同样大幅下降,说明经济活动下降。现在好的资产不够,而非流动性不够。大家对降息呼声较高,但现在面临很多限制,但幅度会很小,10个基点左右。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重要,从两个方面:收入及支出的角度去考虑,如果保证财政支出增加,可能面临钱不够。面对新的情况,可能增加赤字规模;增加特别国债,要走全国人大;增加政策性银行房贷水平;增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个要谨慎。
财政资金往哪里投:纾困-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保基层运转。减免疫情严重地区的租金、房贷展期;财政资金撬动需求;基建、保障房要谨慎,要讲求汇报。
房地产也宽松政策,效果很不明显,新房销售,百强下降了59%,需求前置了,红线还在,螺旋式下降下,监管资金不放松。
要做的是:高度关注房地产下行带来的金融风险,不能让有些情况过度蔓延;在房主不炒前提下,改进供给侧改革,市场更好发挥其机制,推动土地要素改革,这样有助于房价稳定预期;户籍优惠,改革不必要的一些措施。
2、问迅雷:货币、财政等发力,究竟应该用哪方面的工具,哪个更有效;出口开始走弱,房地产负增长,如何畅通内循环。
李迅雷:我们面临两大方面的问题,与08年不同,那只是经济问题,解决起来简单;现在病毒+俄乌,这不是经济问题,但严重影响经济健康发展,收到严重阻碍,纯粹用货币工具,经济下行中,财政政策可以起到结构性作用,更有效一些;上行时,货币政策更有效。
我们政府部门控制的资产规模全球最大,财政上精准发力,尤其是消费上,要精准发力。
我们面临人口老龄化,外部环境也不友好,60年前,我们GDP占3%,现在是18%,增加的份额约等于美国60年中失去的份额:39%-20%,出口增长也不太容易了,去年我们防疫做的好,订单跑到了我们这里,出口就大幅增加,但今年会比较难了。
3、问沈建光首席,消费券展开地讲一下;美国陷入滞涨,我们如何应对?
沈建光:滞涨可能是美国更好地结果,如果出现衰退,将面临更大风险。我们出口面临挑战:1、需求下降;2、贸易条件恶化,中国商品价格最稳定,因而对其通胀有利;3、产业链保障;4、出口替代竞争,东南亚、墨西哥在侵蚀我国在美地份额了,应对要保住出口、外贸基本盘。
我们的措施:货币贬值,但我们贬百分之几,不想别国地大幅度波动。
消费券的问题,内需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这就是个短期措施,还可以提振信心,不光是对居民消费补贴,企业才能享受减税降费,这是个组合拳,中国有强大的数字经济作为保证,以旧换新、家电下乡,300元的补贴可以带来3000元的经济增长,香港有很好的例子。
个别国债,最直接的是特别国债,现在不比2020年轻松,对消费恢复起到直接的拉动作用。房地产也重要,因为家电等与新房销售息息相关,尤其是信心的提振。
4、问管涛首席,人民币汇率短期贬值速度快的问题,是否会导致资本外流;这种情况下,汇率政策该何去何从?
管涛:导致阶段性的资本外流,导致人民币贬值。但我国规模大,对外资依赖程度低,影响有限。
2017年后,止跌回升,2018年以来有两波大的行情:6.3-6.97;7.3-6.6,合理水平中会有宽幅震荡,资本市场已经提前price-in,A股还算是坚挺的,做空得到宣泄后,边际变化都可能带来汇率反转。
大家都要做好预案,政府要保持灵活性,发挥减震器的作用,否则掣肘货币、财政政策;对外资来讲,担心不可交易的风险,汇率灵活可以发挥调节器的作用。
有管理的浮动,否则要出手,管理预期。
对市场主体,要货币中性,控制敞口。
王庆:认同您的观点,大家乐见其成,能够做到以我为主。
去做核算,无法记录。
圆桌三 创新、金融与科技竞争
张晓慧(道口院长):在金融支持科技发展的方面,有很大空间。我们的问题,在于如何引领金融进入实体经济、进入基础研究,这是我们要改进的。
彭文生(中金首席经济学家):晓慧院长特别提到资本与科技的关系,这是我们思考金融角色的重要方面。
薛澜(苏世民学院院长):刚才黄市长、张院长的发言,特别有启发。
中美创新-合作/竞争。朋友、竞争者还是敌人?
中美科技竞争,美国一份研究,说中国的进步在挑战美国的领导者地位。China’s rapid rise to challenge US dominance in science。。。
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在重要技术领域如AI、半导体、生命科学等,同样如此。得益于中国的持续投入、改革开放。中国研发投入到现在已趋近于美国,按购买力平价,于美国差不多了。
我们近40年研发投入增长率变化看,虽然有波动,但领先于其它国家,正是这样的投入,令我们取得这样的成就,当然在基础研究上远远不足。
中美在AI领域的合作,科技合作共同发表论文数量,在美、中各占18%、12%,开放是关键一点。
付外国专利费,中国也排在第二位。
也有非常多不足的地方,在1%顶级论文上,我们于美国、欧盟有不足,同时在关键技术领域被卡脖子。后来逆差下降,是因为买不到,人家不卖给你。
美国夸大了我们的进步,但的确到今天,对全球科技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如华为的5G、气候变化方面、电池/新能源等,美国对中国系统的打压,希望在科技创新领域脱钩,带来了中美之间合作的下降,给全球科技合作带来负面影响,出现在全球知识产品、全球创新等方面。
如何管控中美技术竞争呢,在两个维度:国防、经济来看,瓦森纳协议对国防上有严格限制,在民用方面,按WTO规则来安排。
去年卡梅有研究文章,提出中美合作,四个象限下不同的管控建议。
中美之间应在多个领域加强沟通,竞争由来已久,建立沟通机制,同时安排框架、建立机制,理清合作边界,减少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降低互相之间的不信任,加强合作,如公共健康、气候变化,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
彭文生:薛院长是从竞争、合作的角度提出管理两国的协作,提出建议,感谢薛院长。
鞠建东(道口讲席教授):谢谢文生!我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打破国际技术遏制,
芯片-渐变型技术,我们的问题如何爬格子,“创新-规模”循环,研发投入-技术进步-市场份额-利润-研发投入,如果某个环节收到影响,就会循环不起来了。
技术遏制上,第一,打击关于和能够挑战美国技术垄断的中国企业;第二、在核心技术的世界市场上保持美国垄断,卡断中国技术的升级路径。打破这种循环。
中芯国际能再向上爬格子吗,不行,因为市场被美国占领了。
民用产品的技术升级,与军品是不同的,技术不行,连国内企业也不要你,使得产业升级是断的。
如何打破国际技术遏制?追赶思路:不打破国际技术对中国市场的垄断,中国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无法实现;追赶政策:国外产品不能超过中国市场的70%,中国产品需要超过30%的份额。在中国买手机,就得用30%的中国芯片,否则加收额外税。
货币产业政策,建议今后10年每年通过货币产业政策投入2万亿人民币;确保外国技术在中国份额不超过70%。
彭文生:建东也是在中美竞争的视角来看我们的技术发展,提出了pro-active、有争议的建议,我感觉薛澜院长与建东老师的建议、方法有差异。
《创新-不灭的火炬》,是我们刚刚出版的新书,八十年代,中国有个火炬计划,创新之于人类,犹如黑暗之中的火炬。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美关系,过去良性互动,现在脱钩、或是竞争加剧,前面几位老师提出洞见的观点,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之间的合作,到底是什么,为何重要性那么大,因为中国规模大,单位成本低,有商业基础,因而过去几十年,科技之间的合作外,还有经济间的合作。
美国在前沿,颠覆性创新,引入到中国,大规模应用,降低成本,中国学习了,科技创新也在进步,全球都在收益,过去这样美好的模式受到了挑战。
我们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观点:利用好规模优势-全球最大的市场,数字经济,数字产品的引入,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发挥范围经济作用,不好的地方,在于垄断,这是非常有争议性的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两方面的问题。
与金融有关系的是,金融要支持、服务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但在企业层面,金融与实体经济应该是分开的,金融拍照经营,享受政府担保,产融结合,将这种担保引入到了实体经济中,产生超额收益。
我们提出两个观点:1、产融分离;2、实体层面,处理好垄断、竞争关系,反垄断上,主要关注创新,而非市场份额。鼓励平台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同样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还有十几分钟,我们围绕中美科技竞争、协作上,有不同的视角。请黄市长就这个问题发表您的看法。
黄奇帆:我感觉我们的创新模式与美国有较大的差别,接下来十年,我们的创新模式将接受挑战。美国通过创新、(高端人才的)移民、全球化-生产效率低的产业转出去,自己发展高端科技、高端制造,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循环,实现其增长。
我国则是制度红利、人才红利、全球化,我们与美国形成非常好的互补,美国将中低端转到中国,我们再卖回美国,典型的例子是苹果手机,这个过程中,互惠互利。
这个过程中,中国学习到很多,也发展了我们自身,结束了极度落后的历史,取得巨大进步。
如果对我们创新分类的话:客户中心型-众多互联网公司;效率驱动型-制造业体系上,而在工程技术型创新(特斯拉)、科学研究型(生命科学、航天航空等)与美国、欧洲有很大差距。
大国之间竞争是经济,经济的焦点是科技,我们要实现转变。
非常赞同薛澜教授的观点:尽管我们的研发投入接近美国,但美国20%投入到0-1的基础领域,我们只有5-6%,我们杂、散、小,要做调整。
薛澜:对建东建议的评论:前面的分析重要,创新需要盈利,实现良性循环;在过程中,中国企业学习到了很多,如果没有变化,中国会对全球创新做出更大贡献,现在美国不让企业将现金的技术带到中国来,滥用限制,这是问题所在,如果我们再对到中国企业的限制,会更加影响合作的意愿,长远来看对中国可能是灭顶之灾。
中国需要更加开放,与更多国家、企业建立合作。
鞠建东:有一点是一致的:需要原创、自主自立的技术,这就需要市场,这个问题绕不过去,需要将金融资源引导到中国的原创技术,必须给他市场。
彭文生:教科书说自由贸易是最好的,问题是边界在哪里,竞争与产业政策上的边界,值得思考。请黄市长谈谈金融促进科技创新上的意见。
黄奇帆:张晓慧院长是最权威的,在西安我听过他的演说。我说下意见,我们资本市场很大,但应有的功能,如晴雨表、配置功能等,没有显现出来,我们翻了三翻,但股票市场没变化。结构性、基础性上有三个问题。
1、融资端看,推出了注册制改革,上市公司数量超过4000家,2000年是突破1000家,加速扩容下,抽血压力大,场外资金观望,停止发行-恢复发行,最近几年一直在发行,股票不涨了,关键是建立有效的退市制度,有进有出、有呼有吸、只吃不拉,否则成为垃圾的市场。美国上市、退市数目基本相同,退市不到位,我们的股票市场是搞不好的。
2、投资端:长期投资占比少,缺少稳定回报,个人、机构不太敢往市场里面投。美国机构投资者占60%,中国仅为13%,我们缺少长期投资资本,散户化,解决办法,企业年仅、商业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积累长期投资。
3、机构端:尽管有一百多家,竞争力不够、集中度很低,公募基金17.8万亿,与美国比规模小,投资股票市场的仅10%,服务实体经济远远不够,要加大机构投资者的力量。代表国家的机构投资者都没有信心,靠散户做这个事情,情何以堪啊。
圆桌四: 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
张斌(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黄益平(北大讲席教授):一是我们经济又到了不计一切代价的办法的时候了,因为它是一个系统性风险,稳住了经济,这是当务之急,当然每次危机都不一样,采取的措施也会不同。
2020年初,疫情爆发,主要保市场主体,出台金融政策,回过头来看比较有效的,贷款增长了30%。今年进入第三个年头,政策是否要有所调整,金融、财政、货币政策都要上,现在流动性变成了很大问题,生存变成大的问题,现在要直接支持老百姓的生活、中小微企业的生存。
第二点,货币政策,考虑经济困难,第一是新冠疫情;第二是俄乌冲突;第三是美联储加息。“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有前提,就是体系成熟;而金融基本面比较弱的国家,无法经受政策大的调整,资本的大进大出,三元悖论,只能选两个。减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得放弃跨境流动或是另外一项,因而跨境流动上要做些文章。
第三点,货币政策如何做,增加流动性或是降低利率,两方面都重要。但我想说的是,货币政策应该放在宏观总量的这个问题上,稳经济、稳金融,总体上来说还是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我们央行政策,还是以总量为主,看面上的数据,是有较大的增长,但以观察看,中小微企业金融扶持,重要来自政策要求(不小于)+风控的创新,指望给中小银行放给中小微企业,这个导向并不明显。不是缺乏流动性,而是缺少风险控制的能力,往往钱还是给了比较放心、规模较大的企业。
家庭活动,以下的无法记录了,抱歉。
陈斌整理
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下午)
作者:德龙财经 来源: 头条号 53012/25
5月14日圆桌二:中国经济与政策展望。王庆(上海重阳投资合伙人、董事长):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我们举行了三年,去年全网直播超千万,影响很大。我们邀请了四位首席,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各位都有很深的理论造诣。今天我们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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