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反复波动和病毒变异都会或多或少对全球经济复苏带来变数。原本在2022年初开放边境的国家和地区保持了更加警惕的政策立场，主要经济体仍未正式宣布边境开放的时间表

图/Pexels

文 | 邓宇

全球是否已经步入“后疫情时代”尚难有比较确切的答案。

某种程度上，新冠肺炎疫情的演变所导致的直接风险式微，更大的不确定性在于疫后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诸多困境。无论是疫情导致的复苏分化加剧和全球发展不均衡，还是大国刺激政策的退出引发的持续的外溢效应，参照过去数次经济金融危机以及政策退出经验的类比可能过于理想化。“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究竟是是重生还是破局，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如何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局势变化更加关键。

全球疫情反复波动和边境开放错位的趋势

疫情反复波动延长经济复苏周期。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历时两年有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确诊的病例累计已经超过2.7亿例，因新冠疫情或并发症的死亡病例也超过了5370万例。发达国家的疫苗接种率均超过了70%，有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超过了80%，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疫苗接种率也达到了40%-50%左右。许多国家的疫苗接种率因客观因素也到了瓶颈期，“全民免疫”的可行性仍有待实证检验。

同时，由于变异毒株德尔塔和奥密克戎等传播速度非常快且辐射范围广，虽然此轮疫情传播病症较轻，但仍给各国和地区防疫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尤其对经济复苏造成持续困扰。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黄皮书：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至4.5%左右，长期看，全球经济仍处于中低速增长轨道，未来3年至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3%-3.5%。

从目前的趋势看，即便全球步入“后疫情时代”，疫情反复波动和病毒变异都会或多或少对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一些变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至2025年，全球GDP可能会累计减少4.5万亿美元。因此，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趋势愈加明朗，如果财政紧缩与宽松货币政策退出，能够实现有效替代的增长动能还十分薄弱。

边境开放错位将使得全球化重启受阻。由于各国防疫政策差异和疫苗接种率并不均衡，这也将导致未来全球各国和地区在开放边境政策问题上表现出较大差异。尽管包括美国、欧洲国家、澳洲以及部分亚洲国家等对未来加快边境开放有了具体计划，但受制于疫情局部散发和新的病毒陆续出现，可能需要考虑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边境开放将呈现阶段性趋势而非完全开放，在此过程中将不得不面临输入性疫情冲击，而且可能产生比较多的输出性疫情，一旦疫情大范围扩展，新的不确定性将使得全球化重启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第一种情形是未来的边境开放政策会有比较大的错位，而错位带来的国际物流渠道不畅，航路运转效率下降，将对全球产业链的稳定性将构成新的威胁，而国际旅行、商务活动和国际航空航运等行业企业的财务状况将继续恶化，这些行业也将加快兼并重组，可能会阻碍全球化的重启进程。

原本在2021年底或2022年初开放边境的国家和地区保持了更加警惕的政策立场，一方面谨慎开放边境口岸，相邻国家更倾向于考虑有条件的开放政策，另一方面部分国家也将原本的边境开放计划收紧，主要经济体仍未正式宣布边境开放的时间表。

刺激政策的“消化”将是相对缓慢曲折的过程

财政收缩将削弱消费与投资信心。由于此次疫情持续到两年时间，未来疫情的消退将会是一个反复波动的过程，一些本身财政状况不佳和受国际援助不多的国家和地区面临的财政收缩压力正在增加，特别是高度依赖外债的新兴市场国家，未来实施财政扩张的空间将极为有限。

在经济复苏尚未完全启动的背景下采取财政紧缩政策无疑会引发更大的潜在危机，不仅将打击国内消费和投资，而且会挫伤国际投资。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IIF）的数据，截至2021年11月底，除中国以外，新兴市场的非居民资本流入为负值，这是2020年3月疫情爆发引发市场动荡以来的首次。与发达国家股市和指数的良好表现相比较，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债市和汇市均表现差强人意，显示出国际资本对新兴市场国家未来的预期表现并不看好。尽管现阶段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债水平可控，但未来偿债付息的压力因经济复苏艰难而增加，在发达国家纷纷开启加息的大背景下，以美元等为主的主权债务会相应增加，而依托资源能源和初级产品出口获取的贸易顺差也很难维系，财政收入的持续下降，会制约未来新兴市场国家政府财政支出计划的实施，被迫实施财政紧缩带来的风险将严重拖累经济修复进程。

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外溢风险。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是一个必然性的趋势，无论是美联储还是其他央行，未来实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预期正在加快，美联储已经开始重视甚至警惕通胀高企的风险，包括加快Taper的操作和释放出未来加息次数增加和时间提前的信号。

英国央行也率先在发达国家实施加息政策。美国、欧洲的通胀率仍在持续上升，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率更是不堪重负，这使得未来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节奏、时间和方式已不可同日而语，政策退出产生的外溢风险程度和市场能否适应等核心议题还很难准确评估。

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市场分析人士对此都有比较明显的分歧，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普涨引发的通胀压力短期内或许也很难消退，大国货币政策调整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日益突出，自2021年3月以来多个新兴市场国家频发的加息政策以应对通胀压力，但不可避免抬升国内信贷资金成本，可能抑制投资信心，国际资本外流加快，而土耳其近期出现的“股债汇”波动危机就是真实写照，未来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持续贬值和资本外流加快引发的市场动荡将增多。

新兴市场国家复苏面临新的难题。新兴市场国家在疫情防控的整体表现要好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开启的时间较早，但由于发达国家本身拥有比较强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力度，推动经济复苏的进程更快，避免了更大的经济金融危机风险的发生。

未来需要考虑的新兴市场国家复苏不及预期也会拖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全球化重启和全球产业链重塑将变得更加困难。随着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和海外需求的减弱，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贸易结构将面临新的调整，由于发达国家普遍推动实施绿色转型，包括碳边境关税和产业链重构，均会新兴市场国家的产业转型和经济调整形成制约，而未来的出口竞争优势也可能会被削弱，缺乏技术创新和价值链地位的初级产品获得的顺差将下降，外汇储备很难保持好的规模，可能会引发新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从数据看，拉美等国家长期处于国际收支失衡状态，包括过去发展很快的巴西、墨西哥等国在经历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国际收支状况持续恶化。除了外部风险，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的经济状况并未得到改善，疫情延续的时间越长，财政支出压力会越大，而消费和投资信心也会持续弱化，各国和地区经济复苏差异将继续扩大。

全球政经局势和经济复苏仍有不稳定性

中美关系需更强调合作共识。中美关系的演变时常超出市场估计，而中美关系的改善仍需要各方努力。

从美国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突出，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并未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下台而消退，反而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新的挑战，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仍处于战略胶着和政策分化局面，既有呼吁改善中美关系的财经官员，也有破坏中美关系稳定大局的人士，并随着中美综合国力日渐缩小而产生新的战略焦虑；另一方面是美国自身的危机四伏，国内经济出现通胀高企和债务上限压力，拜登政府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其意图推出的大规模财政计划都无法完全施展，在反复的国内政局不稳和外部挑战加剧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将可能继续在竞合之间寻求微妙平衡，并可能交替呈现。从近期表现看，美国仍在寻求对中国的科技企业进行打压和限制，并未出现比较明显的改善迹象，美国证券监管部门也加强了对中概股企业的监管审查，给中资企业赴美上市带来不利影响。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竞合关系的交替都会对全球经济带来深刻影响。无论如何，“合则两利、斗则两败”的判断仍具有前瞻性，未来如何避免分歧，找到共识至关重要。

潜在地缘政治风险仍可能持续发酵。进入“后疫情时代”，全球出现的潜在地缘政治风险正在从隐性走向显性，如俄罗斯与乌克兰危机，欧盟、美国等均卷入其中，欧盟国家面临内部政策调和的压力，如果缺乏平衡多方利益的协调机制，地缘政治风险可能会加剧，由此将导致欧盟内部出现分裂，俄美关系的稳定性也备受考验，无疑对欧元区经济复苏造成新的困境。

因潜在地缘政治冲突可能引发能源价格持续上升和汇率波动的风险，不仅会加剧欧元区经济的高通胀趋势，阻碍经济复苏，而且对全球市场会造成负面情绪。美国在区域合作方面“一意孤行”，频繁退出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对现行的国际治理体系带来的较大的冲击，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组织效力在下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停摆”，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多次威胁以及对其他国际条约的单方面毁约等，国际治理机制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仍是未知数。

现阶段，国际治理赤字随着疫情前“逆全球化”思潮和疫情后全球化“暂停”的双重打击而持续增加。未来，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如何发挥效力以及加快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区域合作将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全球化重启的进程受到多方面考验，一些致力于区域化合作的组织正在加强，不仅能够有效对冲“逆全球化”思潮，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深化，尽可能清除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政策障碍和限制。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经过八年多谈判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ECP”)已在2021年11月签署，2022年将陆续开展实施，这将帮助协定内各国打破“逆全球化”的约束，促进区域内货物贸易便利化，改善服务贸易和投资发展，提升各国贸易发展水平。

同时，《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也将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中国方面也积极申请加入其中，不仅将加强各经济体联系。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两个自由贸易协定，RECP和CPTPP将加快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价值链升级，区域性合作将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能够帮助实现全球化重启，以深化区域经贸合作交流促进高水平开放有效对冲“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未来，高水平制度性开放需要各国和地区在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方面实现良好互动，期间还会经历多番协商谈判与政策优化调整，为自由贸易和区域市场开放扫除障碍。

展望未来趋势

经历了两年疫情持续冲击的全球经济在疫情反复波动、通胀高企和刺激政策退出的节奏中脆弱复苏，但仍难以掩盖背后存在的复苏不均衡以及后疫情时代的衍生性风险。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可能承受疫后衍生性风险的冲击，巨量的债务和货币很难短期内消化，这也使得未来全球经济在经历暂时性复苏后可能陷入更长期的增长低迷甚至衰退周期。特别是在地缘政治局势不稳定和全球产业链重构、科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迎来的是将是一竞合关系更趋复杂化、更加聚焦区域化的新的国际经贸格局。

在这种复杂的趋势变化下，一个变革的世界秩序亟待回归健康、稳健的形态，国际合作较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迫切，但各种复杂因素困扰下的全球经济形势并不十分明朗，各国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和社会等均面临后疫情时代的重整与复元。未来，全球政经和自由贸易往来仍需强调国际合作，增强经济复苏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作者为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注：本文谨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意见；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