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党中央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当前与未来一个时期经济走势的科学论断，这一方面是对之前提出的“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判断的理论升华，另一方面，也为后续提出新发展理念以及由中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核心语境。正因为如此，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就经济社会发展所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理念中，经济新常态占有重要的位置。也因为如此，经济新常态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新常态”概念辨析

“新常态”（new normal）一词较早见于西方媒体。根据文献检索，早在2002年，“新常态”一词就已出现（Pash，2011）。它最初是指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发达经济体出现的所谓无就业复苏。2010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CEO埃里安在其题为《驾驭工业化国家的新常态》的报告中，正式用新常态概念来诠释本轮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新特征（El-Erian,2010）。自那以后，这一概念迅速传播开来，大量国外媒体和知名学者开始在危机之后全球须进行长期深度调整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新常态旋即转变为刻画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新特征的专用名词。

2014年，埃里安又根据全球经济的新变化对新常态作了进一步阐释。他指出，新常态主要指的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危机过后将陷入长期疲弱、失业率高企的泥沼中，而造成这一状况的直接原因，就是超高的杠杆比率、过度负债、不负责任地承担高风险和信贷扩张等。他认为，发达经济体要消化这些负面冲击需要较长时期，更何况，决策当局因循守旧的应对之策，将会使得这种新常态长期化（El-Erian, 2014）。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指出：新常态可以更贴切地被表述为全球发展的“新平庸”（new mediocre），其基本表现是：主要国家的经济呈现弱复苏、慢增长、低就业、高风险特征。2015年4月10日，拉加德进一步警告道：各国应尽快共同采取措施，否则，“新平庸”将变为“新现实”。无穷忧虑，溢于言表。可见，在国际上，新常态主要被用来刻画全球经济之长周期的阶段转换，其内涵的倾向，有几分悲观，加几分无可奈何。

在中国，“新常态”一词则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密切相联。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提“新常态”。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适应新常态”。同年7月29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又一次用新常态来概括当前经济形势。11月9日，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集中阐述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等特点，并集中表达了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机遇的乐观预期。

2014年12月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等九大方面阐释新常态所呈现出的特征。这是关于新常态的更加完整和系统的表述。

第一，从消费需求看，过去中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第二，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第三，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第四，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第五，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第六，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第七，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第八，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第九，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概括了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

自中国经济新常态提出以来，学界也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有学者强调了新常态论断的重大意义，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是立足时代的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是新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突破，带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历史意义。我们要科学研判经济运行新走势，准确认识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把握重大的发展机遇，妥善应对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和困难，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创新发展，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

有学者侧重于从“转向中高速增长”角度来理解新常态，并指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需要与以下三个方面新常态相互支撑：一是发展战略新常态，涉及结构再平衡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二是宏观调控新常态，涉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明确宏观经济的合理区间；三是发展动力新常态，涉及以改善民生为着力点的消费需求拉动并与投资拉动相协调。

有学者认为经济新常态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从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集约增长。同时强调，以上两者的进度是有很大差异的：前者已是既成事实，绝大多数人对适应这种状况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后者需要经过努力才有可能实现。

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表现，就是传统经济增长源泉式微，不再能够维持长期以来近两位数的GDP增长速度。而且，如果不能及时挖掘出新常态下特有的增长源泉，潜在增长率将继续降低。有学者则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归纳为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创新驱动、素质提升和公平分享等几个方面。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已经从过去30余年的“结构性增速”转向了未来一段“结构性减速”的时期，我们很难再回到旧常态下的潜在增长率水平，一位数的增长率将成常态，且增速存在较大的进一步下滑可能。而且，新常态的其它特点，或由结构性减速衍生，或者只是结构性减速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以上分析表明，词汇或相似，含义相去甚远，国内和国外的新常态概念基本上是相对独立形成的——在国际上，新常态更多地是被动地刻画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之长周期的阶段转换，其内涵的倾向，如果不是悲观的，至少也是无可奈何的；中国则不然，新常态是中国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宣示，它不仅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而且明确指出了转型的方向，同时也指出了转型的动力结构。可见，经济新常态概念，尽管从表述来看借鉴自西方，但已经按照中国语境作了创造性转化，具有全新的内涵。它重在刻画一种趋势性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因而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战略概念。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这一重要论断已经成为认识经济形势、把握重大挑战和找准施策方向的定盘星，成为指引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推进，新常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热门词汇，而是在理论上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崭新认识论，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里程碑式创见。

二、全面把握新常态：时间维度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的新常态，既不是一种中短周期波动表现，也不是任何已知的经济长周期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历史长过程看，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屋建瓴的判断，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全面认识和把握新常态，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大维度审视我国经济发展。

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国发展经历了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几个大时期，今天的新常态是这种大时期更替变化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以宏大的视野和历史的纵深度，回顾了中国发展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历史演变。这种大历史观对于认识把握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常态的一个基本且重要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并持续下行。多数情况下，经济周期是由需求侧的冲击造成的。无论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扰动性冲击造成总需求的不足一旦严重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实际增长速度显著低于潜在增长率，就会形成增长率缺口，生产要素得不到充分利用，一个严重的表现就是周期性失业率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旨在刺激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及与其配合使用的其他政策，如产业政策甚至区域政策，因其具有反周期的功能，可以加以采用以刺激经济增长，达到消除增长率缺口的效果。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时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也经历过若干次周期性减速，相应地形成了增长率缺口。有估算表明，在2010年之前的30余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大体上有三个波动周期，分别形成了四个波谷即最大幅度的增长率缺口，即1981年为-4.42％、1990年为-5.82％、1999年为-2.72%、2009年为-1.13%（Cai & Lu,2013）。在上述几次经济增长减速发生的时候，都符合逻辑地出现了生产要素利用不足的现象，例如，表现为较严重的就业冲击。同样地，虽然每一次的具体形式和力度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宏观经济政策的确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干预，最终达到抚平周期，使增长速度回归潜在增长率的目的。

中国经济自2012年增速明显减慢以来，GDP增长率一直处于下行趋势。如果按照以往的经验，即假设潜在增长率仍然是10％左右，则在2012—2015年间增长率分别为7.7％、7.7％、7.3％和6.9％的情况下，分别会形成逐渐加大的增长率缺口。然而，我们的估算表明，中国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55％和“十三五”时期的6.20％。如果以此与实际增长率相比，就不存在增长率缺口了。

那么，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陡峭的下降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40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单个经济体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经济增长，显著地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中国GDP总量在1990年只排在世界第十位，到1995年，中国超过了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在第七位，到2000年，中国超过意大利，晋升到第六位。随后，在21世纪前10年中，中国又相继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到2009年则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位于美国之后。

恰好在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跨越中等偏下到中等偏上收入门槛之际，一个标志着发展阶段变化的事件发生了，即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进入负增长。由于改革开放时期高速经济增长与2010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直接相关，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可以提高储蓄率、延缓资本报酬递减、保持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充分供给，以及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所以，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也必然伴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这意味着推动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源减弱，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并反映为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趋势(蔡昉和张晓晶，2019)。

从新常态视角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应该从三个层次上把握。

第一，在经济发展大历史的由衰至盛阶段上，中国已经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低收入到中等偏下收入以及再到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跨越，如今进入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以增长速度减慢为特点之一的新常态，是这个历史转变的结果。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离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么近。

第二，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的内在逻辑要求，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保持中高速增长。新常态这种“结构性减速”本身是一种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因为它自身就蕴含着并衍生出新常态的另外两个基本特点——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一是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创新为引领的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健康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二是经济增长将全面转变动力结构，即更多依赖内需而非外需，更多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非要素规模的单纯扩张。经济增长速度因结构变化和传统动能衰减而稍降，结构变化和新动能培育又蕴含着走向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变化、结构变化和动能转化相互联系、辩证统一——这就是新常态的辩证法。由此也可以看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必然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是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换言之，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的内在逻辑要求，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提高发展质量，增强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保持中高速增长。

第三，在这个阶段上，中国还存在着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性障碍，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特别是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过度使用也加重了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以及发展阶段要求获得崭新的增长源泉（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中高速必须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

一些学者囿于对中国国情和既有优势缺乏了解，特别是不懂得中国经济通过结构性改革可能赢得改革红利，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把从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多国、长期面板数据得出的结果，拿来判断和预测中国经济前景，倾向于低估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Pritchett & Summers,2014;Barro, 2016)。

辩证地看待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减速，可以得出两个基本判断：一方面，减速是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存在着诸多机会和潜力，使得中国的减速既不会演变为停滞，也不会过于剧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挖掘潜力、利用机会的根本途径。一旦真正理解了新常态，认识到改革红利的存在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进而通过在改革当事人之间、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短期和长期之间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收益，确保改革不走样、不变形，改革红利将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全面把握新常态：空间维度

从空间上来看，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全球经济新常态交织在一起，一方面要认识到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会塑造中国经济新常态，另一方面，则要以中国经济新常态超越世界经济新平庸。

中国经济新常态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结果，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与全球化新阶段交织在一起。这个新阶段其实就是西方发达经济体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转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新常态。

从“大稳定”转换为大危机，并进入以长期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常态，其实只是被“大稳定”繁荣掩盖下的各种矛盾产生、累积、深化、蔓延和爆发的结果。从长周期视角看，旧常态的辉煌恰恰是由于全球经济正处在长周期的上行阶段，而旧常态的转折则预示着全球经济转向下行周期的开始。

长周期概念最早由康德拉季耶夫提出，它指的是长度为50年左右的一个基于科技革命周期更新的大周期。自18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共经历了五次长周期。其中，第五次世界经济长周期的上升期发生在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这个上升期与前面提到的“大稳定”时期大规模重合。这一时期，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新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加上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以及全球化的发展，开启了持续近30年的经济繁荣周期，也构成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上升阶段。2007年，以次贷危机爆发为起点，全球经济开始进入下行通道。从长周期角度，上一波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动能消耗殆尽，世界经济进入到第五次长波的下行阶段。而这也成为新旧常态的转折点，全球经济自此步入新常态。

关于全球经济新常态，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认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进入了所谓“长期停滞”时期。

首先，劳动生产率下降。这又归因于技术进步缓慢。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变量是技术进步。据测算，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早已重回20世纪30年代前的历史低位：从1980年至今，TFP的年均增速仅为0.5％，约为1930—1980年间增速的三分之一（Gorden,2014）。另有研究显示，由于欧洲、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自身的创新能力有限，而对美国的知识技术外溢依赖较高，所以，这些经济体也步美国后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程度不同的生产率增长减速。

其次，人口结构与劳动力市场恶化。由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预期寿命提高、战后婴儿潮一代退出劳动力市场等因素，新世纪以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困境；欧洲、日本更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老龄化和少子化等因素，欧日两大经济体的劳动人口相对比重下降的趋势不仅更为明显，且持续的时间远较美国更长。与此同时，疲弱的经济环境，更进一步削弱了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了劳动参与率。

第三，收入分配恶化。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成为导致长期停滞的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等人的研究显示，早在经济繁荣的“大稳定”时期，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便巳持续恶化。尽管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这一局面曾暂得扭转，但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未改变。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几十年来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当然算不上什么新闻。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不祥预测：皮凯蒂表示，20世纪中期的相对平等才是一种偏差，我们正重返“大萧条”前那种由少数富人特权阶层主导的经济模式（Piketty，2014），而这种分配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动乱。

第四，基于长期停滞这一基本特征，全球经济还呈现出一系列衍生性现象。一是各国经济均陷入“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境地，致使经济恢复进程梭巡不前；二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部战争仍频，贸易增长率连续3年低于全球GDP增长率，引致“去全球化”忧虑；三是各国宏观政策同期非同步，导致大宗产品价格变动不居，利率水平迥异，进一步导致汇率变动、国际游资肆虐、“息差交易”盛行；四是全球治理真空。二战后美国主导的治理体系对日趋复杂的非传统挑战适时应变，以至于全球峰会次数近年超过历史时期，仍收效甚微。

中国在高速增长时期，恰逢西方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黄金增长期，以及由此释放出有效需求带来的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尽享改革开放红利。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黄金增长期结束，全球经济进入长期停滞新常态，经济全球化也遭遇挫折。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不应该认为中国经济减速是受到世界经济和贸易低迷的外部冲击，也需要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确有所恶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大踏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国际市场的充分有效利用。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和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机会基础上的大规模出口和外向型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国家结束黄金增长期，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再工业化、产业回流本土的进口替代效应增强，直接导致我国出口需求增速放缓。西方国家等强化贸易保护主义，除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手段之外，在市场准入环节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劳工标准、绿色壁垒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苛刻，由征收出口税、设置出口配额等出口管制手段引发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快，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产业和订单向我国周边国家转移趋势明显，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加剧。我国出口优势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模式面临新挑战，经济发展新常态恰是这种变化的体现。

从世界整体看，在传统的全球化红利渐失和以要素驱动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行将终结的大背景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都面临着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各国开始转入以科技和人力资本为基础，以新技术革命为手段，以产业价值链为主要对象的国际竞争。与此同时，国际货币体系、贸易规则、政治秩序等也将出现异彩纷呈的多元化趋势。总体说来，这样的国际大势同现时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基本契合。中国正可以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期，通过产业升级、需求调整、要素优化等途径，加快自身的结构转型。

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应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新世界体系的构建之中，特别是要在亚太乃至全球经济、政治、环境、安全等重大事务中勇于担当“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转变以往主要聚焦于发展外贸、引进资金与技术的低层次对外开放战略，更须摒弃在全球化中“搭便车”、一味依赖发达国家技术外溢等狭隘的发展思路。

当然也需指出，后危机时代也是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建立的转型期。国际竞争将异常复杂、激烈，各种经贸、金融、政治、安全方面的矛盾冲突更为频仍且往往相互交织。为维护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将需要动用更多、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资源。较之以往，这一挑战不仅更为艰巨、成本更高，而且中国在此方面也尤其缺乏经验。为此，中国需要在一个全面的、长远的、面向新时代新问题的对外开放战略框架下，在了解、尊重国际规则的前提下，充分整合自身资源，综合运用各种战术、方法、手段、途径，以最大限度实现国家利益，并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要把握历史大势，提升战略思维。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制度优势，不计较一时一事或一城一地的得失，在政策选择和制定中，在方向上保持战略定力，在时机上保持历史耐心，在力度上保持分寸感，避免受其他主要国家盲目“向左转向右转”的干扰。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在去全球化潮流中真正受益，只不过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需要花费不尽相同的时间来证明这一点。因此，具有更高的战略眼光，稳住阵脚，善意相待，哪怕是单方面地创造更好的经济合作条件，仍然可以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处于低潮时继续从中获益。

二要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一方面按照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分享权益的原则，调整全球化的方向和规则。另一方面通过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和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达到为国际合作筑牢根基的目标。归根结底，世界经济需要的是长期可持续增长动力，而不是只管一时之用的镇痛药或强心剂。所以，中国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并且更加包容的前提下，实现的平衡、协调、可持续的经济中高速，既是我们自己的目标所在，也是对于全球增长有利，因而是各国都乐于看到的增长速度。

三要推动中国经济内外联动，开创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制造有利于各国共建共享、互惠互利的经济全球化新成长点。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借用古老的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符号，旨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共同体，体现了全球化的内涵，着眼于构造崭新的全球治理框架，预期可以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力点。在全球化治理体系未能根本改变的条件下，以该倡议以及配套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方式，可以补充现行格局中忽视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缺陷。为了使参与各方相信其比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更关注共同获益，需要从战略层面到务实环节，作出目标明确、紧密衔接且不会走样的整体机制设计。

四要实践新发展理念，使参与经济全球化最大限度地促进创新发展，并通过共享使全体中国人民获益。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通过竞争达到优胜劣汰，整体上实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在中国正在进入的发展阶段上，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这种大规模的效率改善机会也将减少，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越来越依赖“创造性破坏”。然而，美国的教训也表明，如果劳动力市场制度等社会保护机制不健全，普通劳动者在创新中成为“输家”，即使经济得以发展，企业整体获得了竞争力，也不能被称作共享发展。因此，从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必须在增强竞争的同时，坚持社会政策保底，使劳动者能够跟上创新发展的步伐，才能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全面小康社会。

四、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新常态，仅就其对于一定发展时段特征、趋势的概括而言，并不存在价值判断，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进行判别。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本轮危机之前全球经济的“大缓和”或“大稳定”，相较于此前阶段的滞胀时期，就是新常态；而日本所谓“失去的20年”，相较于日本经济此前的较快增长，也算是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既包含“三期叠加”导致“结构性减速”的困难层面，更有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进的积极层面。新常态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语境，提出了塑造中国未来前途的大逻辑。

我们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某种新的高水平稳态，更不是说中国目前的现状便是新常态——如果把现状认作新常态，新常态就变成了对现状的消极默认，从而失去了中国新常态蕴含的积极进取精神。目前中国经济的状态只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它正引领中国经济进入一种动态优化过程：通过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某些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正在生成、发展、壮大，另一些高速增长的特征则在弱化、改变或者消失。简言之，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一个有着高质量发展美好愿景、随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优化过程。

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

如何应对新常态，中央提出三个关键词：认识、适应和引领。“认识”，就是强调要从长周期视角来理解中国经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所处的发展阶段，无论是经济减速、结构调整还是增长动力转换，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要持续较长时间。“适应”，就是面对这样的新常态，要有历史耐心和定力。不能一遇减速，就指望强刺激，需摆脱高增长依赖症；特别是要学会在新常态下如何生存和发展，要把自己的行为模式、目标函数调试到新常态的“频道”，跟着新常态的节奏起舞。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只能被动适应新常态，实际上，第三个关键词最重要，就是“引领”。新常态意味着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中国经济的“浴火重生”。但这只是提出了美好的愿景，还需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逐步实现。

（作者张晓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