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22年，中国权益市场波折不断，私募机构压力徒升。

艰难背景下，百亿私募的眼光并没有局限于内地市场。

一开年，旋即有百亿机构披露即将在离岸市场展业的消息。

虽然中国私募管理人一直在不断尝试“出海”，但这并不属于真正的国际化布局，有着诸多局限。

百亿私募海外布局，再添一家

本周，北京私募仁桥资产对持有人透露：2022年完成了旗下香港公司的注册。香港公司的成立对该私募机构探索除逆向外的第二策略，特别是对冲方向，以及接触更多的海外机构投资者具有重要的意义。

仁桥资产成立于2017年，创始人夏俊杰此前是公募诺安基金的绩优基金经理。该私募成立后，主打逆向投资策略，基金净值有低回撤特点，机构持有人数量占有相当比重。

资事堂了解到：仁桥资产拓展离岸市场战略考量中，主要想突破目前同质化的主观股票多头策略，运用香港市场多元对冲工具扩充投资策略条线。

出海？国际化？

资事堂与头部私募交流发现：中国私募管理人走出内地市场，在海外市场设立公司实体展业，有不同的诉求。

实际上，不能用出海、国际化布局去笼统地给这类机构贴标签。

2015年之前，中国曾有少部分机构在香港设立公司，包括：景林资产、淡水泉投资、保银投资、重阳投资等。

这一批“吃螃蟹”的机构基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创始人或合伙人定居中国香港，对离岸市场的情况有一定了解，并在面对离岸客户募资并成立美元基金，以投向境内外上市的中国股票为主。

同一时期，“网红型”私募东方港湾、林园投资也在这个时期“出海”，同样以募资为主。

2017年之后，随着中国机构投资者壮大，管理规模快速上升，私募管理人积累了一定的自有资金，叠加沪港通交易的活跃，离岸展业的需求上升。

特别是量化私募崛起后，大量百亿量化机构去香港市场申请牌照，募集美元资金进行交易，并随后曝出基金杠杆过大导致净值大幅回撤的事件。

实际上，国内管理人甚少公开提及国际化布局的定义。

近两年，有海外机构背景的量化私募，曾谈及国际化的理念。比如，明汯投资合伙人对“国际一流”定义如下：成为国际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拥有国际一流人才梯队与组织文化。“

换言之，由于中国量化机构创始人普遍具有华尔街背景，技术驱动色彩浓厚，对海外机构架构体系有了解，因此试图和国际量化高手同场竞技。

总体来看内地股票私募管理人的海外展业长期倾向于募资层面。这种海外展业并非真正的国际化，或者说所谓的全球化布局。

老牌私募海外展业的进化

资事堂观察到：中国第一代私募的海外展业第一站以香港为主，近几年开始再次“走出去”，进化速度超出同行。

保银投资就是一例。

这家机构成立于2000年初，创始人王强是中国第一代证券投资人，长期沪港两地运作基金。

2018年和2019年，王强先后设立印度办公室和日本办公室，并招揽当地人才。

据悉，保银投资认为印度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和中国市场类似(即散户占比较 多)，为机构投资者提供充足的阿尔法机会，借此赚取新兴市场红利，这相当于从零开始直接投资一个国别资产。

这家百亿私募布局日本则是为了“更新”投资策略，认为投资日本可以为旗下平台型基金的投资组合增加多样性，特别看重日本股票市场流动性较高的特点，可以助其施展中性策略，借此平滑基金组合波动。

淡水泉投资也是一例，其则从投研能力角度进行海外办公室布局。

据悉，这家千亿私募2019年设立纽约办公室，将其定位为研究导向的能力中心，侧重于TMT、医药等前沿领域的深度研究，以及人才发掘。

中国私募出海的新挑战

资事堂与多家大型私募管理人交流后发现，仍有很多亟待解决诸多“技术性”与“价值观”层面的障碍。

1、内地机构在离岸市场展业，特别将募集资金投向海外资产并充分运用衍生品工具，但将相关头寸倒入至内地产品并体现在净值中存在一定技术性难度，主要在运作合规、资金托管等重要环节。

内地管理人拓展海外投资但可能无法惠及到内地高净值客户，但内地客户又是其核心客户群。

2、内地管理人不能局限于从离岸市场“找钱”、“找人才”的展业逻辑，更多要展现管理人的“软实力”，包括迈过语言门槛向海外市场清晰表述投资体系、符合国际一线标准的基金运作模式。

管理人在离岸市场切勿将管理规模、基金历史业绩、投研人员奥赛奖牌数的宣传思维，原封不动地搬到离岸市场。

3、内地管理人开始尝试海外上市公司的投研，特别是有区域性的当地本土公司。但管理人仍担心地缘局势的新一轮变化，可能让海外投资规划遭遇不确定性。

4、由于海外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配置中，指数化跟踪处于核心位置，其次涉及主动管理型的投资组合，并将一部分头寸委托给内地管理人打理。

因此，内地管理人要展现主动管理策略的独特性，而不是以同质化的策略去吸引对中国资管业态不了熟悉的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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