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人员发表的题为《美国出口管制科学仪器技术分类研究》的论文引发热议，文章仅聚焦科学仪器领域，对其在美国《商业管制清单》（CCL）中受管制的情况进行分析，揭示了美国利用管制清单给中国多领域科技发展设下的重重阻碍。鉴于美国管制清单的种类多样且覆盖范围除仪器外还涉及技术、软件等诸多方面，出口管制已然是美国对华科技脱钩的最有力武器。此前，其在半导体领域的制裁效果尤为突出。

如今，在疫情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将生物医疗领域作为战略发展事项。美国在百天供应链审查和《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中对生物技术的侧重都彰显着美国继续占据技术高地的野心，未来不排除美国基于竞合态势，再次祭出出口管制杀手锏，对中国生物医疗领域实施进一步打压。

一、充分利用国内外管制手段，切断中国生物医疗产业“供应链”与“创新链”

疫后时代，美国为防止中国在生物医疗领域披荆斩棘式发展，单在贸易管制方面，定会举国内外之力，充分发挥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职权，并与盟友加强多边协调，全力遏制中国发展。

（一）扩充管制清单物项，加大生物医疗产品及技术对华出口管控范围

根据现有商务部管制清单（CCL），目前受管控的生物医疗物项主要包括生物技术、生物制药和部分医疗器械设备（见表1），而医学诊断仪器类基本不受到管制。但在新冠疫情之后，随着中国整体研发实力的不断提升，生化检验和病毒疫苗领域的研发仪器设备很可能成为美国未来收紧的管理物项，具体或会在高端医疗设备所涉及的新材料、组件、软件、检测试验技术等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上扩充管制物项，扼杀中国生物医疗产业的发展希望。

一旦美国积极落实上述举措，中国企业在交易相关管制物项时需在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条例》下进行，要经受一般禁令与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的层层严格审查，在获得许可证以及许可豁免适用性方面受限，审查流程与许可证审批耗时不定导致交易进程被拖慢，这种断供造成的单点故障直接影响企业的研发及生产计划，增加企业的自主创新难度和贸易成本，对于中国本就落后的生物医疗领域的发展无异于雪上加霜。
（二）扩大实体管制清单，强化对华生物医疗企业制裁

为充分发挥商务部实体清单（Entity List）制裁效力，清单管制范围已从最初的杀伤性武器拓展至通信、半导体、新能源等高新技术领域，而针对中国、俄罗斯与委内瑞拉三国，商务部于2020年专门出台军事最终用户清单（MEU），对与军方存在潜在关联的企业进行精准打击。

通过对目前实体清单与MEU清单的分析发现，中国生物医疗领域企业被制裁的情况较少，实体清单中将核酸检测领域领军型企业之一的无锡中德美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掌握新一代基因测序设备自主研发技术的华大基因旗下两家子公司列入，而MEU清单中仅将江苏苏美达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列入，为该领域的未来制裁留下了很大空间。下一步美国大概率会继续扩充清单，聚焦中国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及与军事机构有关联的企业，如与军事科学院有合作关系的康希诺生物、上海赛伦生物等中国发展势头强劲的生物医药企业可能会被纳入其中。

一旦中企被列入实体清单和MEU清单，首先直接影响企业从美国进口、转口和买卖特定物项的权限，不仅许可豁免使用受限，还需接受更严格的许可证审查流程，使其承担极大的上游供应链断裂风险；其次，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方面会受限。其国际结算业务，特别是美元结算将会受到贸易合规性审查，银行可能出于风险考虑拒绝为其提供部分金融服务；最后，企业或面临国际信誉问题。美国的管制与施压会为中企与其他国家开展相关领域贸易带来阻力，致使寻求替代合作伙伴的迂回发展策略失灵。

（三）强化多边出口管制，严控关键技术对华流向

在美国的出口管制体制中，国内立法和国际多边机制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不仅会将生物医疗技术逐步纳入国内立法管控范畴，同时也会积极谋求多边管制领域的主导权。

《瓦森纳协定》是美国控制高新技术出口的一个典型多边机制，今后也可能在生物医疗技术的出口管控方面发挥效力。早在2018年11月，美国商务部就已将生物技术列入新兴技术名单，而被商务部定义的新兴技术几乎都受到多边管制的约束。且美国在该协定的政策决议中拥有实际主导权，其他成员国在重要技术出口决策上受到美国很大的影响，美国可充分行使此权利号召扩充协定中的生物医疗技术清单，在多边机制下推进技术出口管制。

同时，美国也在尝试建立新的多边机制实施更广泛的管控。2021年6月，美国与欧盟成立了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寻求定制全球贸易规则，其中就包含出口管制工作组。9月8日，BIS副局长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听证会上透露美国已开始就某些相关技术与盟国展开双边讨论，协调共同的管制政策。不排除今后美国会围绕生物医疗领域与盟友深化信息共享，探讨相关许可审查标准和政策，并敦促盟友在审批许可时将美国的管控清单作为参考，利用多边规制化力量更有效地针对中国。

若在美主导的多边管制框架下，各国对华生物医疗领域出口政策进一步收紧，将意味着中国获取进口先进技术及设备更加艰难，产业供应链面临着断裂的严峻考验，中国企业将陷入被合围压制、“孤军奋战”的艰难境地。

二、建议

针对未来美国可能对中国生物医疗领域实施的制裁性管制策略，中国应聚焦自身发展，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并弱化美国及其伙伴国出口管制的重拳。

首先，要积极引导研发方向，加速产业创新升级进程，多角度培育行业国产化能力。目前中国针对生物医疗领域仪器研发的投资已经有所偏重，还需聚焦行业“卡脖子”技术，重点投入核心组件的攻关与生产，还需从政策层面适当降低产品增值税，引导提升国产仪器采购比例，支持企业重视科研与创新，将更多利润再投资于研发。同时，为列入管制清单的企业设立援助机制，协助企业制定风险规避方案，最大限度减少企业在美国高压管制下遭受的经济损失。

其次，吸纳海外尖端人才，壮大科研创新中坚力量。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美国以多种理由限制中美生物科技人才交流，以莫须有之名解雇优秀华人生物科学家，对此，中国应充分利用海外社会网络促进与在美华人精英学者的交流沟通，做好海外学者回国意向及阻力调研工作，国内有关部门可与驻外使馆做好对接，通力合作打造海外生物医疗人才归国直通方案，为人才回流铺路搭桥，强化生物医疗技术及产业发展软实力。

最后，建立完善可靠的供应链替代方案，深化国际合作关系，瓦解遏华联盟。建议在对生物医疗产业已受控物项以及现有产业链中的涉美关键技术、组件及仪器进行系统化梳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生物医疗领域供应链安全政策，如适当调整采购数量和库存储备。此外，《瓦森纳协定》各成员国与美国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中国应积极寻求与成员国的合作空间，以强大的国内市场为牵引，广泛拓展生物医疗科技领域国际合作，预先布局供应链的后备渠道及合作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