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价值并非来自短期，而更是来自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率。履行社会责任也是一种企业的价值创造。

作者 | 刘劲

来源 | FT中文网

刘 劲

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

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企业的核心目的是创造价值。企业战略的的作用是通过道路选择、轻重平衡、前后排序来实现价值最大化。

那么，ESG——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中的责任——在国内一般统称“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战略又有什么关系呢？

从财务的角度上看，企业的价值来自于投资回报率和投资规模的增长。

如果投资回报率高、增长空间大，企业的价值就很大，像苹果、谷歌、特斯拉、阿里、腾讯、宁德时代都是这一类的企业。

如果投资回报率高、但增长空间有限，企业的价值就只能是优良，但不会像第一种那样一骑绝尘，形成巨无霸式的巨头。这种企业在近些年被人冠名“隐形冠军”——是细分行业的全球龙头，在德国有，中国有，美国、日本都有不少。

如果投资回报率低，无论增长空间是大还是小，企业的价值都不会很高。如果投资回报率低于融资成本，企业增长的越快，价值损失越大，会死的越快。

所以，企业价值最重要的来源是较高的、可持续的投资回报率。增长的作用在于把已经验证过的商业模式扩展到更大更多的应用场景。

企业的价值一定是长期价值，来自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率，而其在短期的波动在企业的整体价值中往往占比很小。

如果我们从财务视角转换出来，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企业。我们会发现企业和社会的长期利益高度一致。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短期内可以企业好、但社会不好，或者社会好、但企业不好。

但这种差别在长期都是不可持续的——没有好的企业，社会就没有经济基础；没有好的社会，企业就失去了稳定、优质的客户，因此就没有生存的价值。

所以从社会的角度上看，企业创造价值就首先要创造社会价值，然后从其中分一部分留到企业。创造社会价值是前提；把多大的比例留到企业是由企业所在的产业结构和竞争格局来决定的。

牛顿发明了力学（也可以说发现），爱因斯坦发明了相对论，对社会的贡献超过了绝大多数企业，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

但这一类科学创新并不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范畴之内，因此给科学家自己留下的价值比例约等于零。

相反，马斯克创立特斯拉，原创的技术不是没有，但更重要的是技术集成，但产业结构和竞争格局使马斯克变成了世界首富。

社会价值包括让大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所有层面：经济效率的提高，更好更丰厚的就业机会，没有污染的自然环境，人和人之间和谐、信任的社会关系，对弱势群体的体谅和救助，等等。

对于社会中的人来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显然不可能把这些每项都做到最好。因此最优选项往往是各个层面的一个中间平衡。

比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不可能完全为了保护环境而导致经济的停滞，也不可能为了发展经济以环境的重大损失为代价。

所以只能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全力保护环境，或是在保护环境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经济。

如果企业的选择和社会的选择是完全重叠的，我们就说“企业完全履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的选择和社会的选择不会完全重叠。

企业活着，朝思暮想的事情就是继续活着，而且最好能活得更好。而要做到这一点，企业就必须通过市场的价格体系，最大限度地获得收入、降低成本，打败竞争对手。市场的竞争使得企业无法在市场法则之外独善其身。

但这样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前面讲到，社会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但市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完善，无法覆盖社会价值的所有层面；有的东西市场是明码标价的（比如消费品或服务），有的东西暂时没有价格（比如二氧化碳的排放）。

在市场法则中运转的企业自然会注重明码标价的东西而忽视不在价格体系内的东西，于是就有了环境污染，于是企业行为就产生了对社会利益的损害。

为什么有些对社会很重要的东西没有被引入价格体系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人类认知和政治过程的延迟。

比如温室气体的排放：在2022年的今天，由人类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全球气候变暖渐渐成为全球的共识，全球进入如何控碳、减排的政经博弈中。

已有的科学发现告诉我们问题极其严峻，解决问题的窗口期已经非常狭窄。这种紧迫性可能让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但实际上科学家在一百多年前就知道二氧化碳可以产生温室效应；

在1938年英国工程师Calendar就写论文指出人类温室气体的排放会导致全球气候升温；

在1958年美国科学家Keeling就发现人类活动导致二氧化碳在空气中的浓度升高；

在1977年美国科学院就发表报告断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气候升温之间的关系；

直到1988年联合国成立IPCC，1990年发表第一次报告警告全球各国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正在造成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环境危机。

但从IPCC的第一次报告到现在32年过去了，虽然世界上的大多数主要国家都在试图做一些事情来扭转这一高速发展的全球性灾难，但是整体来看，力度很小、速度很慢，并不能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势头。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温室气体从完全处于价格体系之外，渐渐被引入价格体系。

但从整体上看，温室气体排放的价格过低，在很多国家很多产业仍然是零价格，所以无法从根本上大幅提高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从而无法对遏制气候变暖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这种社会和经济迭代的过程中，企业应该怎么办？

一种情况是对气候变化问题置若罔闻，原来怎么做现在还怎么做。

这种做法在问题发展的前期和中期问题不大，但到了社会形成共识的今天，实际是非常不明智的，甚至是危险的。

完全忽视气候问题会引起企业和社会在根本利益上的重大冲突，假以时日，社会通过经济和政治的手段自然会对企业开出天价的罚单。

另一种情况是未雨绸缪，走到气候变化问题的最前端，在社会形成共识之前就主动减碳降碳，为解决世界问题做出企业自己的表率。

这种做法在道义上让人钦佩，但如果付诸实际往往会导致企业由于成本过高而无法生存。

社会问题需要社会集体来解决，世界问题需要世界集体来解决，企业无法独立解决社会或世界的问题。

以上两种非黑即白的做法既然都不奏效。企业应该怎么办？

答案是企业应该走到竞争者的前面，但必须追随世界和社会的大势。大势决定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企业的影响极其有限，但只要能跟上步伐，就不会落伍。

由于企业面临无处不在的竞争，顺着大势走到竞争者的前面，可以为企业带来长期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总体而言，从长远看，企业的价值和社会价值是重叠的。忽视“社会责任”的企业会被社会惩罚，会被淘汰掉。

但“社会责任”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受制于社会共识的形成和演绎的缓慢过程；演绎过程的终点是由政治过程把“社会责任”转化为明码标价的商品或监管条文。

社会共识形成的责任在全社会，其中政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企业只是社会的一部分，有能动性，但一般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影响力去引领。

在社会责任转化为市场机制之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必然带来更高的运营成本，因此会拉低企业的利润率。但这种作为实际是在为未来布局。

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其实是顺势而为，在损失短期利益的情况下为企业赢得了长期的竞争优势。

由于企业的价值并非来自短期，而更是来自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率，所以履行“社会责任”也是一种企业的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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