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北京初雪，2022年虎嗅F&M创新节【还是有机会！】的直播也赶着“虎尾”开场了。本次直播共分6大主题，希望让更多仍抱有好奇与期待的用户，关注到2022年商业与科技背后的创新与努力。商业世界风云诡谲，在哪些领域，还是有机会？来给个答案、给个说法。本环节主要邀请了硬科技领域的学者、企业家、投资人、创业者，探讨了“面对卡脖子，中国硬科技机会在哪？”；虎嗅整理出精华部分，希望对你有所启发，enjoy~

面对“卡脖子”，我们的突破口与机会在哪里？

朱恒源(左二)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朱恒源：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将来面临的形势是什么，可能会在哪个领域里出现一些新的机会。我想中期来讲是这么几个假设，也许错了，请各位来纠正我。

第一个判断是，在短期内全球会出现两个技术系统，这两个技术系统一方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在技术上特别发达、全球有相对的产业控制力。另一方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整个电子产业的制造能力，以需求为主要特征、以创新活动为主要特征的两个体系，在之前它们原来是一个体系的。这两个体系最近看得特别清楚，而且各自也是箭在弦上的，会出现各自去重建一套完整的产业链系统，使得全球会出现两个系统。

第二个判断是产能过剩，如果中期是两个系统，重建这个技术系统的过程中，就会带来大量的机会，也会对全球的供给和需求造成很大的冲击。

比如说在硬科技这个领域，在3-5年内以芯片为代表的产业就会出现产能过剩，是因为原来全球是一个系统来应付全球的需求，现在可能是两个系统来应对全球的需求。但两个系统都不完备，但是都有产能。新系统应对的是一个相对来讲萎缩的需求，新的需求还没出来。

第三个判断，走出产能过剩的冲击，可能需要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要在新的技术方式的创新探索出现现象级。比如说以汽车为代表的对于原有体系的改造，出现新的大规模需求。而这些需求集中在哪里？它会去拯救那些产能。

如果我们回顾整个芯片行业的发展史，你会发现日本芯片行业的衰落有很多原因，有美国打压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日本那一轮的芯片行业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产业结构、产业模式的创新。

所以我的第三个预期是，在中国未来以芯片为代表的重建技术基础设施的过程中，会围绕中国自己本身的最终需求和制造需求，会出现一些企业家创造的创新，这个创新会极大地改变现有的产业结构，会出现一种模式改变产业结构，并使得全球产业结构的格局出现变化。一旦这个东西的变化出现的时候，我们才说“卡脖子”的问题可能被解决。

“卡脖子”的问题被解决，不在于你能够搞几纳米，我就能够搞几纳米，这不是“卡脖子”问题解决的标志。“卡脖子”问题解决的标志是我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创新，这个结构性的创新使得我有了对于产业格局的影响力。

陈伊凡（主持人）：谢谢朱恒源，这么高屋建瓴地从产业格局跟范式变迁的视角，来跟我们分析这个问题。所以我很想补充请教一下王智，您在产业投资的前线，肯定看到了很多目前落地的或者说一些潜在的创新，您能聊一聊这个问题吗？

王智 韦豪创芯投资合伙

王智：其实我觉得在地缘政治博弈背后，这里面很大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产业升级到这个阶段以后，怎么去争夺市场里面出现的增量部分。因为我们认为上一轮整个的技术创新周期到了尾声，现在没有看到新的、大的、增长性的东西。

我们去看不管是苹果还是特斯拉，包括被打下去的华为，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呢？你会看到真正技术的引领者会是一个致力于做全站自研的，也就是说本身来说它就有要求去做产业链整合的需求，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整个所谓“卡脖子”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不光是说从国家的政治博弈层面、地缘政治层面，从产业本身产业的引领者角度来讲，它是有需求的。我能做出更有差异化的产品前提是什么？前提是因为我知道整个技术一以贯之到底的know-how。

国家的竞争实际上是企业竞争的一个放大，企业是国家竞争的缩影。所以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也必须要解决这些“卡脖子”的问题。不然我们知道从中国角度来讲，中国实际上只要一个东西我能制造，从产能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竞争过中国。

陈蜀杰 芯驰科技副总裁

陈蜀杰：刚才两位老师非常高屋建瓴地去分析了整个的行业，以及大的国际格局，我们作为一个企业，从一个比较微观的角度给大家一些例子，比如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其实我们叫换道超车。往往我们说过往传统的汽车巨头，它发展得非常好，反而它就稍微地桎梏了它在新能源汽车上面的发力。

反而我们看到中国新能源汽车，不管是技术水平、出产量、庞大市场的接受程度，都非常蓬勃，它自然就会带来电子电气架构整个的变革。因为传统燃油车上你去做智能化，你的电子电气架构其实是受到一定制约的。

还有非常重要的，我们最近在做的高性能MCU，以往的时候车上面有非常多的MCU，但是它是很简单的执行单位，它就是手脚，它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但是其实当我们新能源汽车发展非常迅速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对你电池的管理要求越来越高了。

以前的时候可能我不需要一个很强大的MCU去管理电池，比如说我100个电芯，我只要从中就是稍微抽测几个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大家说我要续航更长、我要更加安全，它就催生了你MCU要变成非常高性能的。

所以这一切的蓬勃发展，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我们作为最底层的芯片，上面有操作系统层的合作伙伴、有应用系统层的合作伙伴，还有具体的解决方案层的合作伙伴。就光芯驰科技来说，我们就200多家合作伙伴，我们在进行所有的打通。只有你的这颗芯片，能和所有的这些合作伙伴形成一个非常完美打通的时候，你这颗芯片才是一颗活的芯片。

陈伊凡（主持人）：今年其实对中国这些创新药企来说，卡脖子同样存在，怎么样去突破这个低点或者困局，新的机会又是在哪里？

严睿（右侧）原《英才》杂志副社长，医健商评《多肽链》创始人

严睿：其实中国创新药企业的好消息还是蛮多的，其实创新药的上市频率越来越高，包括它进入到临床三期的实验过程中的速度也好、频率也好，比原来要高了很多，其实能看到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但比起半导体领域、人工智能领域，包括新能源汽车领域，已经能够看到曙光了，但是生物医药行业还在漫长的黑夜当中。

刚才说到“卡脖子”这个问题，实际上卡脖子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其实是标准体系的问题。医药工业的技术、话语权是牢牢地把持在西方手里。其实他们发展的时间非常短，就是二三百年的时间，就是依靠近100年的快速发展影响了全世界。

我再举一个例子，中医药。我相信可能屠呦呦发明的青蒿素在全世界拯救了数以亿计的人，但是不知道国外人会不会意识到那是中医药的东西？可能很难。可能在外国人眼里，青蒿素还是西方那套医药技术标准里面的某一项东西。

还有一个例子，天士力有一个叫复方丹参滴丸的东西，他们其实很早之前就在美国去进行临床试验了，但是时间跨度非常之长。不仅仅是说我们的药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那是个中医药产品，先天就会对你带有不一样的看法。

另外一个这个药品是滴丸，滴丸这个剂型在美国是没有的。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把滴丸装到胶囊里面，变成美国的消费者愿意接受的形式，拿胶囊口服下来。但实际上我相信滴丸这个剂型本身对于我们的人体来说，它的吸收可能不见得一定要加上一个胶囊。而且在做临床实验的过程中，美国医生对于这个药的药效是非常认可的，但问题的核心就是它是中医药，当中医药向海外输出我们的标准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我们能看到特别爆款的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爆款的药你卖得再爆款，你真正能把人的病治好。所以最近国外的某个药被拿到国内叫特效药，但实际上并没有神药，这世间是没有神药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说一个什么样的药能把心脏病治好，能把糖尿病彻底根治的。

当“摩尔定律”即将走到极限时，新的机会在哪里？

王智：有一点我们要去承认的，现代工业是在西方起源，所以现代工业是一套体系化，它需要有一个很严密的、逻辑性的推理。我们老祖宗可能通过很多经验确实达到了作用，但是能不能把中间每一步给讲清楚，使它可预期的去做演进，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适应的东西。

第一个，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在基础科学上，我们在应用上面肯定是不会落后的。其实只要工程化的东西，无非是时间和资本的问题。但是底层的东西，你有没有机制去积累，这个其实还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第二个，再回到摩尔定律的问题。摩尔定律的失效，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工程化的问题，比如说Finfet到了3nm已经做不下去了，我可能要做用GAA这种新的工艺，它涉及很多理论的底层东西，包括你还能不能用铜互联，还是去钴、用钼、用其他方式实现，一切还在探索过程中。

所以去解决摩尔定律极限的路径是什么？第一，是不是能有效地解决。第二，在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之前，这个行业在做什么去寻找解决方案，这还得取决于做最底层研究的科学家的进展。

他是否能找到更好的互联材料、底层半导体材料，甚至不是硅了。大规模替代硅的材料会有吗？这些东西还在探索过程中，它可能会带来整个工艺上的颠覆。在现有的可行的技术情况下，在底层最基础的东西还没有突破之前，我能够在系统级的角度去继续把我的性能往前推进，这是要做的。

陈伊凡：能不能继续“卷”？

王智：你从28nm做一颗芯片，5000万美金。你做到5nm是5亿美金。后面我们其实看到最近一个评估是，做到3nm以后，实际上性能的提高和成本的提高已经不匹配了。苹果可能都支撑不了2nm、3nm，因为你最终产品的定价是有限度的。

电动汽车能承担“终端使命”吗？

陈蜀杰：我相信电动汽车将来会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milestone，就像我们最早是PC互联网的时代，后来变成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手机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的承载者。再往后，其实我们叫它是智能互联网时代。

智能互联网时代不是说车就是它的代表，它不一定像手机一样主宰了智能互联网时代，可能要车加上AR、VR这样一个平台，加上更多的智能、智慧的硬件，最终构成了智能互联网。你可以理解为以前是二维世界，现在是三维世界、四维世界。所以我只能说车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以前车只是一个行驶工具，但是现在车可以变成一个支付工具，它可以变成你生活、工作中的一部分，把人的空间做了一个更立体的拓展。

因为不管手机、PC还是PAD，你都是一个单屏、单操作系统，但车是一个多屏、多操作系统。我们现在常说芯片是一芯十屏，一块芯片驱动10个屏幕，所以就像我们说三体一样，三体是一个更高维度的文明，可以这样理解智能互联网时代。我觉得它未来还是有很大的潜力。

朱恒源：你这么说，雷军更着急了。

陈蜀杰：因为有很多像雷军这样的“卷”爷，所以中国才能发展得很好。

支撑“硬科技”创业，各方如何合力？

陈伊凡（主持人）：在我们硬科技企业的孵化过程当中，其实资本、政府和企业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何去达到一个平衡，或者说各自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朱恒源：一句话总结，是叫各司其职。第二句话叫共同前进。比如说我们围绕这一轮的产业革命怎么能够推进，然后我们各司其职，这样推动共同前进。

陈蜀杰：我觉得各司其职这个事非常重要，我们做一个非常形象化的比喻，如果说这是一场赛事，政府应该是这个赛事规则和奖励机制的制定者，赛事这个机制它是确保所有的人能够在一种公平的、一种最大化的、被尊重和激发的情况下去赛跑。同时奖励机制是能够去给他们做一些很好的引导和方向性。这是政府各司其职的职位。

投资人比较像是教练员，因为他见多识广，可以给运动员一些很好的建议、指导。就像我现在的感觉，我们刚刚完成了上一轮的融资，感觉每一次融资都是企业对自己的战略、定位、产品逻辑、运营逻辑的一次深刻反思。

严睿：另外一个，近几年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投资主体的角色感可能更强一点。实际上在生物医药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看到国家资本的崛起。

国家资本其实定位很明确，就是一个压舱石，就是国有出资人作为一个推动行业产业投资的压舱石在那摆着。首先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个一直没有变，它的动机没有变。

但是这两年，我们又出现一个舆论上面跑偏了的地方，就是讲所谓的国进民退，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最近很多的社会资本或者是民营资本，在医疗健康这个领域里面大家在慢慢退出，但是这个退其实是企业自身的缘故，但并不是一个国进民退的资本现象。

国有资本在这个行业里面起到定海神针、中流砥柱、压舱石作用的同时，合理地引导大家去投资。同时它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激发民间资本、激发社会资本，鼓励民营资本在医疗健康这领域里面有序地投资，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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