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何海峰就2023年中国经济宏观大势予以深度前瞻，围绕经济怎么走、政策如何稳、内需怎么活、科技如何强、资产怎么配、风险如何防等多项热点议题，展开前沿性探讨。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今年，中国经济在上半年有望出现明显好转，全年GDP增速在5％以上。”新年伊始，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何海峰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特邀专访，就2023年中国经济宏观大势予以深度前瞻，围绕经济怎么走、政策如何稳、内需怎么活、科技如何强、资产怎么配、风险如何防等多项热点议题，展开前沿性探讨。

谈及宏观经济趋向，何海峰指出，财政政策将适度提高赤字率以及公共部门负债率水平，支持重点领域发展并优化经济结构；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充分和精准地服务实体经济，加大对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纾困和支持。消费将迎上行，投资仍将维持高位，出口将继续承压，人民币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股债有望“齐飞”，权益性结构机会可能较多。房地产市场将迎来修复。

此外，他认为，展望未来一段时间，疫情将短期冲击劳动力供给，削弱消费信心，政府需着力保健康、防重症，确保社会总需求得到有效支撑，需要在消费重点领域尽快出台系列政策，引导消费增速平稳上行。同时需警惕地方债务的外溢风险，必须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023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后迎来的首个经济年份。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何海峰表示，在防疫政策转段调整、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持续落地见效和2022年低基数的基础上，2023年经济在上半年有望出现明显好转，全年GDP增速在5％以上。

同时，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内部仍然存在“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外部将面临全球经济增长衰退。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2023年经济工作要牢牢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的关键和重点。

“稳”主要体现在“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与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的具体要求相比，2023年对稳经济的要求更加紧迫，以“稳增长”“稳物价”作为对宏观经济的总体要求，以“稳就业”作为对民生工作的发力点。

“进”主要体现在“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面对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2023年经济运行对“质”和“量”的要求均有所提升，既要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又要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推动经济运行回归合理区间。

高效支持实体，纾困重点领域

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3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

何海峰认为，基于经济仍然面临三重压力的基本现实和疫情防控政策转变，2023年的经济政策基调突出国内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这个定位，经济和金融管理部门协同发力稳增长。

“加力提效”、“精准有力”的财政、货币政策定位所释放出的经济信号，一方面在于财政政策需要在总量和结构上加力提效，适度提高赤字率以及公共部门负债率水平，更充分、高效地支持投资和消费，支持重点领域发展并优化经济结构；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将会从总量和结构两个层面，进一步充分和精准地服务实体经济，并充分运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效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加大对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纾困和支持，如对房地产供需两端的进一步纾困，对内需的进一步支持。

为做好政策协同，配套政策要关注消费政策和产业政策。消费政策将提振消费摆在了优先位置，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支持房地产、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产业政策预计将致力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绿色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疫情短期冲击，削弱居民信心

党中央针对病毒进化传播的新特点和疫情防控的新形势，因时因势优化完善防控措施，而疫情对于社会生活和经济运行的制约也在逐步消退。“未来一段时间，疫情对经济的具体影响将主要体现在对劳动力供给的冲击和对居民信心的削弱两个方面。”何海峰强调。

一是防疫政策调整后，预计我国将出现一轮新增感染的高峰，短时间内大量人员确诊导致劳动力短缺，生产、物流、消费活动受阻，医疗资源紧张。从美国等国家防疫政策放松后的经验来看，大部分劳动力将在1至3个月内逐渐回归工作岗位，经济活动将在3至6个月内恢复正常。不过，新冠也会导致一部分人退出劳动力市场，使劳动供给出现一个永久性缺口，有可能造成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降低。

二是政策优化使防疫更加倾向于由个体来进行行为选择与决策。由于新冠病毒感染存在区域和人群不同轮次的传播特征，疫情的持续冲击将扩大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一部分风险偏好较低的居民将改变其消费行为，减少一些接触性集聚性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从总体层面会拉低社会消费总水平。

面对新问题新挑战，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方面将防疫政策的重心转向老年人和患基础性疾病群体，着力保健康、防重症。另一方面把工作的重心重新落实到经济上来，财政税收加力、货币信贷有力，产业、科技、民生等政策协调，确保社会总需求得到有效支撑，实现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推动经济整体好转。

地方财政加码，警惕外溢风险

2022年以来，在“三重压力”下，地方债作为积极财政的重要发力点，新增债务限额维持高位且靠前发力，在稳增长、补短板、促投资上发挥重要作用。落实“三稳”工作是2023年财政政策制定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的指示下，何海峰预计，2023年财政支出力度将更大。

2022年，年初两会确定的3.65万亿新增专项债额度基本发完后，8月24日国常会指出要“依法用好5000多亿元专项债地方结存限额，10月底前发行完毕”，10月当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额达5460亿元，显示专项债结存限额的大规模使用。2022年1至11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超7万亿元，达72761亿元，规模空前。2023年，预计地方政府在做好“三稳”工作要求下，财政支出力度不减，同时地方财政收入预计仍将面临税费减免、土地出让减少等方面的挑战，因此2023年地方财政的压力仍然较大。

地方债将继续发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重要作用，2023年地方债新增限额有望继续保持较高水平。2022年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指出，要均衡区域间财力水平，持续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健全县级财力长效保障机制。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率被动上行，地方面临较大还债压力，但地方政府加杠杆空间有限，预计2023年中央可能将会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当前各地政府都在抢抓经济，但在此过程中也需要警惕地方债务的外溢风险。地方债务可能的外溢风险既包括影响其他公共投资支出和必要项目建设，也可能会溢出至金融机构，引发金融体系风险，尤其是在偿债能力较弱的欠发达地区。2022年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指出，要“继续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治理，积极配合防范化解重要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为了有效防范地方债务风险，需加强财政承受能力评估，遏增量、化存量，强监管、严追责，加大政府债务监管力度，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治理，保障重大项目融资需求，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继续依法盘活专项债结存限额，确保“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刺激消费重点，培育新型供给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并将“扩大内需”放在五大任务之首，强调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何海峰分析称，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加快优化，春节前后全国范围有望实现疫情达峰，在加快实施扩内需战略的背景下，2023年特别是一季度后我国消费市场上行将是大概率事件。

从行业来看，餐饮、酒店、旅游、零售、物流、航空等大消费板块将首先迎来快速复苏，汽车消费也会随着整体消费复苏大势以及政策利好兑现实现反弹，广告、电影等传媒行业也将边际修复，新冠疫苗与特效药、医疗器械、线下诊疗服务等医药板块将实现中长期受益，养老、疗养服务产业也将出现新的发展机遇。

为了重振消费预期、着力扩大内需、促进内循环发展，首先，在疫情扩散冲击直接应对上，政府需要在提升重症救治能力、医疗资源储备、重点人群保护、家庭医生体系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科学部署；同时，要保持政策的一致性、连续性，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推动基层服务规范化运行，进一步提高政府公信力，降低居民不敢消费、不便消费的心理预期。

其次，在具体消费政策制定实施上，需要在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重点领域尽快出台一系列强力、精准、落地的政策，着力改善居民收入结构性分化加剧的局面，引导消费增速平稳上行，例如加大消费券发放力度、加大中低收入人群补贴力度、支持汽车等消费信贷、全力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等，也要注重刺激政策向县域市场下沉。

第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物价”列为2023年重点工作之一，受前期疫情影响，我国市场主体收缩压力、稳就业压力仍处于高位，2023年下半年要关注消费复苏可能快于劳动力市场复苏带来的通胀压力，特别是服务业结构性通胀。

最后，需要着眼长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不断培育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型消费，以高质量供给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

投资维持高位，产融统筹促进

2023年经济工作把做好“扩大国内需求”放在首要位置，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因此，何海峰预计，2023年投资仍将维持高位。

分项来看的话，2023年投资主要依靠基建、制造业来拉动，但地产投资也会有所回升。基建投资或主要集中于加强区域间联通的交通类基建、事关国家安全的能源类基建以及培育发展新动能的新基建等，而制造业投资主要集中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及创新驱动战略下的高技术制造业投资。随着房地产相关支持政策的逐渐落实以及增量政策的出台，预期2023年房地产市场将逐渐回暖，地产投资将迎来复苏，也会对固定资产投资起到一定拉动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包含了六方面任务，分别是新型工业化、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服务业新体系、加快发展物联网、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以及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这六个方面指明了未来产业升级的方向。

从政策支持的角度而言，产业政策方面，一是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关系安全的领域加快补短板；二是要将产业升级与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有机相结合，稳步推进地区间互联互通，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同时扩大制造业、服务业制度型对外开放，支持外资企业参与中国产业升级的进程。

金融政策方面，要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科创金融产品，发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引导更多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着力推动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与此同时，也需要加强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科技政策之间的协同协调，推进政产学研金一体化发展，构建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汇率均衡持稳，出口继续承压

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欧盟对过度依赖中国市场和供应链的担忧，美欧对华政策的联合与趋同趋势有所加强。2023年，面对中美欧三方经贸关系的新变化，本着求同存异的务实态度，三方应在传统经贸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并积极拓展在服务贸易、数字经济和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共同推动国际规则的完善，争取更加积极的国际经贸环境。

2022年以来，受美联储加息引致的美元指数变动、跨境资金流动和中美利差波动，人民币汇率波幅走阔。尽管在3月高点后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幅度一度达到了14％，但相对欧元、英镑、日元等币种而言人民币依然处于升值区间。

2023年在国内“加力提效”“精准有力”的货币财政等政策的支持下，中国经济基本面有望复苏向好，叠加美联储加息放缓预期，相比2022年，人民币汇率面临的贬值压力将有所改善。与此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人民银行政策利率下行空间和外需对人民币汇率支撑的变动，预计2023年人民币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出口方面，2023年全球经济面临较大下行风险，全球贸易增长前景不容乐观。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发布的《全球贸易动态》，2022年全球贸易总额虽然有望达到创纪录的32万亿美元，但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广泛且持续的高通胀、主要央行持续加息和全球需求下降，这些因素将拖累2023年全球贸易增长。

2022年10月WTO下调了全球贸易增长预期，预计2023年全球商品贸易将仅增长1.0％，远低于4月估计的3.4％。2022年我国出口韧性持续超预期，但8月以来我国出口增速明显下滑，11月出口金额同比下降8.7％，在全球需求减弱的大背景下，我国2023年出口将继续承压。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加速调整，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有所加强。RCEP协定的签署和生效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确定性，有助于亚洲经济体进一步提升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也为我国巩固自身作为亚洲供应链中心的地位提供了有利条件。

目前，东盟仍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2年前11个月我国对东盟进出口同比增长15.5％，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5.4％。在2023年美国和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大概率步入衰退的情况下，东盟或将成为拉动我国出口需求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针对2023年严峻的出口形势，我国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高标准实施RCEP，充分利用RCEP红利。

股债有望齐飞，权益机会较多

2022年，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分别下跌逾15％、25％和29％，确实有一定程度下跌。但也要看到，受多重因素影响，全球其他股指表现也较为疲软，美国三大指数标普、道指、纳指同期分别下跌逾19％、8％和33％，法国CAC40、德国DAX和韩国综合指数也分别下跌超9％、12％和24％。A股表现与全球主要股指的相关性越来越高。同样，债券市场也出现类似的现象。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来看，2023年我国经济总体运行有望回升，随着疫情对经济造成不确定影响的逐步消退，经济将出现明显复苏，经济好，股市必然好。此外，从投资者情绪来看，无论是外资还是国内的机构投资者都对2023年A股市场较为乐观，债券市场亦然。因此，何海峰指出，2022年股债“双杀”的局面2023年大概率会变成股债“齐飞”。

在大类资产配置方面，我国权益类资产经过2022年的回调，目前处于估值的历史低位，结构性机会较多，同样港股也存在较大上涨空间。另外，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的放缓，美国经济大概率将会出现衰退，可以配置一些黄金资产进行风险对冲。

2022年1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与2018年出台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相比，此次实施办法有两个重大政策变化点：

一是税收优惠力度更大，不仅在缴费和投资期间免税，而且在领取环节按照最低个人所得税税率3％收税；二是以账户制的方式统筹，个人可以选择不同的养老金融产品，实现相互转换，方便居民资产资金管理。随着个人养老金制度在36个城市率先试行，运行中的相关堵点难点会逐一化解，2023年会继续扩大实施城市范围。

养老金能够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银发经济发展等产生巨大推动作用，是长期、稳定资金，既可以投资于回报周期长的科创企业，能够为硬科技企业、新兴产业带来资金活水，也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稳定社会资金，优化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在中国社会老龄化加速的进程中，养老金还可以投入到社区养老、老年健康服务、老年用品等诸多产业，促进实现养老服务水平大幅提升。

毫无疑问，养老金入市会促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繁荣发展，其稳健性、长期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将促进资本市场价值投资理念，其高回报和低波动的收益特征也有利于反哺个人养老金。此外，环境与公司治理、ESG等非财务信息将会在个人养老金投资决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养老金投资将成为资本市场ESG责任投资的主要驱动力量。

地产迎来修复，兼并重组加快

2022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整体呈下行趋势，对宏观经济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随着2022年7月份以来“保交楼”、“三支箭”、“金融16条”等房地产利好政策的出台，以及未来可能继续推出的新举措，何海峰预计，2023年房地产市场将迎来修复。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房地产的恢复与回暖，将对经济整体性好转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扩大内需，房地产市场的回升将带动房地产领域投资的增长，同时有利于居民预期恢复，带动住房相关消费的增加，从而有效扩大内需；

二是有助于带动上下游产业恢复，房地产产业链较长，上下游共关联着钢铁、家电等38个行业，产业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作为产业链的核心，房地产业的修复将带动相关产业需求回升，盈利修复，共同助力经济增长；

三是有助于稳就业，2021年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总计吸纳就业人口超过5000万，再加上其上下游关联行业所吸收的就业，房地产的稳定发展对于就业市场的稳定十分重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这项工作中提到“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因此2023年房地产领域主要政策目标仍是防风险、保稳定，同时兼顾中长期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预计2023年房地产的供给端仍将是以稳定、不发生重大风险为底线，在政策支持下，行业资产负债状况将得到修复，房企兼并重组将加快，行业集中度或有一定提高；同时房地产市场格局将得到优化，租赁住房市场将迎来较大发展，以实现向租购并举新模式的平稳转型。

从需求端而言，2023年房地产市场需求将缓慢回升，但回升幅度则需视政策力度而定。近来陆续有一些二线城市放松了限贷限购等政策措施，未来一线城市的举措将对市场信心的修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需求端的金融支持政策有可能继续出台，也会刺激市场需求回升。当然也要看到，受三年疫情冲击，居民资产负债表恢复较慢，这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统筹安全考量，加快科创驱动

近年来，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冲突、新冠疫情暴发、能源危机等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渐增多，全球产业链加速了由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的转变。我国虽然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但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存在。

何海峰分析称，在二十大报告中，“安全”一词共出现了91次，而且首次将“国家安全”设置列为独立章节，对维护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作出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和未来国家发展局势的统筹考量。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确保国家安全之间的合理平衡，重点突破口是科技自立自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我国必须更加注重提升自主创新水平，努力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有效化解“卡脖子”问题，牢牢把握住发展的主动权，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同时，必须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协调畅通各环节运转，保障关键环节关键领域的生产流通，提升我国企业固链补链强链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基础研究是打赢关键技术攻坚战的根基所在，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需要引导企业积极发挥主体作用，加大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发挥好政府在基础研究中的组织引导作用。一方面，政府可通过加大对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直接经费支持、税收优惠支持、研发经费补贴等方式，降低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基于信息优势，可从长远出发做好基础研究方向的部署和规划，引导企业合理开展基础研究，同时做好产学研合作的组织者，实现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无缝对接。

二是发挥好央企国企的引领支撑作用。央企国企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要不断加大自身基础研究投入，起到引领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加大与民营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合作，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协同开展攻关，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有利于降低风险，提升企业基础研究的积极性，这也是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体现形式。

三是发挥好知识产权制度保障作用。目前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主要适用于应用研究领域，而基础研究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较弱，这制约了企业开展研究的积极性，可通过将基础研究的科学发现、衍生性专利等纳入知识产权保护，增强提振企业的创新信心。

本文源自证基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