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中国经济有复苏期待，也带着承压谨慎。从31省份陆续公布的2023年经济目标来看，不少地方下调了GDP增速目标，而在部署重点工作时，几乎都在加码扩内需、促消费。

在2022年低基数的背景下，今年能否实现一个相对高的经济增速？外需走弱的情况下怎么扩内需？我们的投资机会在哪？到底怎样提振民营企业信心？

针对这些问题，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资料图

2023年首先应是改革年

澎湃新闻：很多省份将今年GDP目标设定在5%-6.5%，您如何看待这些增速目标？

张燕生：可以看到地方在目标的设定上是比较谨慎的。三年疫情对居民、企业、地方的资产负债表损害非常大，这些损害的修复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修复后经济才可能真正进入复苏后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设定的增长率在2022年低基数的基础上普遍在5%-6.5%，应该说都是根据情况，因地制宜确定的比较合理的目标。

增长率，实际上我觉得有两个值，一个是期望值，这是从第二个百年目标推出来的。过去三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4.5%，低于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2023年的经济增长率至少要达到7%，只有这样才能使疫情以来的四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5%左右。另一个值是预测值，就是实际可能增长多少，这里就涉及到我们2023年的经济能不能回到潜在GDP的水平，也就是5.5%至6%左右，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经济学家的预测值在5%-5.5%，也就是说大家认为“5.5%”执行起来不太容易。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同样是5.5%的目标，今年和2022年不一样，2022年是在上一年8.1%的基础上预测出来的，今年则是在2022年3%一个低基数的情况下预测的。另一个方面，2022年预测值是5.5%左右，实际值是3%，这个落差会使多数预测者偏保守。

澎湃新闻：实现较高增长率难在哪？

张燕生：第一，难在全球经济。IMF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是艰难的，2023年将更艰难，约1/3的经济体会陷入经济萎缩。WTO预计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仅增长1%。世界银行今年1月10日发布报告说，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约1.7%。这意味着今年国内要实现5.5%左右的增长率，外贸的贡献可能归零。

第二，难在扩大内需。外需的缺口要内需补，怎么补？2022年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是比较高的水平，国内投资增长率唯一没有上来的是房地产开发投资，但我认为202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能够完成止损、修复、扩张中的第一步——止损，就很成功了，想扩张还有点勉强。因此，扩内需的重点更要依靠扩消费。今年要稳住经济，怎么直接稳住消费，我觉得这篇文章要做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系统观念、底线思维，把实践作为检验各项政策和工作成效的标准。”

2023年，首先应是改革年。三年疫情，无论国家、地方、企业还是个人都思考了三年，审视社会组织动员、科学技术研发、公共卫生治理等，思考未来的路怎么走。强调实践标准，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推动改革最关键。其次，2023年是大浪淘沙的一年，“躺平”还是奋进？奋进虽然会遇到困难，但对企业来讲，坚持最为关键。

扩大出口，也要扩大进口

澎湃新闻：近期，海关总署发布2022年我国外贸“成绩单”，您如何看待去年的外贸走势？

张燕生：2022年是中国外贸大起大落的一年。虽然全年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7.7%，但逐月看，尤其是7月份后，直线下降；另一方面，外资企业进出口基本上零增长，加工贸易增速不佳，说明目前外资不稳、台港澳企业不稳。

外贸有两条趋势线，一条新、一条旧，新的趋势线像民营企业发展得不错，一般贸易发展得不错，新能源、光伏、锂电池等发展得不错；但还有旧趋势线的修复问题，也就是外企不稳、台港澳企业不稳，这对外贸的下一步发展、长期潜力是有影响的。

还有一点需要一分为二看待，就是进口增速是出口增速的一半不到，出口是外需的函数，进口是内需的函数，说明现在内需比较弱，需要引起重视。

澎湃新闻：外贸下行的压力会持续多久？今年和中长期应该怎么做？

张燕生：外贸下行的压力基于几个基本事实。第一，全球化停滞，这随后带来第二个基本事实，全球贸易投资减速，加上第三个事实，产业链、供应链的脱钩、断链和重塑，一些国家计划用10年左右的时间来瓦解中国供应链的根基，实现选择性脱钩，那我们的外贸机会肯定是持续下降的。

我们应该怎么做？首先，要通过市场的力量、企业的力量、地方的力量推动新经济全球化前行，这和过去四十年外贸增长动力机制很不一样。

其次，把扩大内需战略做好，我国消费市场持续扩大，预测2035年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将带动进口贸易持续增长，全球企业就很难离开世界最大的市场。

再次，用市场的力量和自然的趋势来推动外贸增长，类似一场拔河。有一位欧洲驻华大使问，中国市场大门打开了，如果大家都不进来怎么办？这是离岸制造和友岸制造的较力，把经贸与政治分开，按照市场的逻辑发展外贸。

第四，要大力发展跨境电商。2021年亚马逊封号重创中国跨境电商行业。启示是要增强合规力、维权力、协同力才能突围。核心是强调“挂钩不脱钩，合作不对抗，开放不封闭”，同美国及世界主要国家的政府、工商界、企业等建立信任和商业联系。

最后有一个问题很矛盾。在全球外需急剧萎缩的情况下，中国出口想要逆势上升，一方面要靠增强国际竞争力硬功夫，另一个方面，会不会加剧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冲突？我觉得在扩大出口的时候，也要扩大进口。这就涉及到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考虑中国和贸易伙伴、中国和世界之间的经贸关系，在保持出口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要有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政策相配合。不搞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以强凌弱，有饭大家吃。

从这个角度看，我的看法是，对外贸，不要强行把数量搞上去，还是要考虑好在全球萎缩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外贸大国、经济大国，应该怎么统筹好外贸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跟技术进步相关的领域一定是投资的亮点和快车道

澎湃新闻：在房地产开发投资恢复缓慢的情况下，我们未来的投资机会重点在哪里？

张燕生：中国投资机会至少有7个方面。第一，跟技术进步相关的领域，一定是投资的亮点和快车道。过去七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增长率都在10%以上，近年来境内有效发明专利增长率也显著高于10%。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的研发强度已经显著高于2020年OECD的平均水平2.7%左右。此外，国家开始推动“十年磨一剑”，基础研究十年规划、科技体制三年攻坚计划等。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特点，是利用超大规模市场和全产业链优势，牢牢把握需求的反馈引导开发试验研究、共性技术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因此，技术进步将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这是投资关注的非常重要的一块。

第二，新能源革命、绿色革命、数字革命等。核心是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促进数实融合，推动农业、制造业、建筑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节能减排、绿色低碳、双碳目标先立后破创造等的一些机会。如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产业数字化和生态进步等，也都是投资快车道。

第三，与扩大内需相关的领域也会是投资重点。国家强调了房地产是支柱产业、修复企业资产负债状况、推动城市群、都市圈和县域经济体系发展新机遇。但要建立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还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第四，与国内大循环相关的领域。我国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是64%，2021年降至34%，未来十年会继续下降。基于国内大市场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良性循环，会改变未来的产业格局、区域格局和发展格局。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有大量的商业机会。这即是未来的新增长点和增长极，也是投资的蓝海。

第五，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领域。如RCEP的三个经济合作圈，东盟、日韩、澳新，一带一路共建，美欧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核心是政治和经济要分开，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在商言商。同时，推动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开放和产业链供应链智能化出海延伸扩展到这个领域。

第六，教育人才科技等领域也有大量投资机会。其中一个重点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网络培训、终身教育等。发展职业教育的中专、大专、本科、硕士班、博士班，培养不同层次的技能型合格员工是关键。

此外，跟改革相关，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所产生的投资机会，优化营商环境产生的投资机会，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带来的投资机会等，这些方面还是蕴藏着巨大的新商机。

促消费，三个指标提升是当务之急

澎湃新闻：今年经济增长可能更多需要依赖消费，您认为促进消费的关键是什么？

张燕生：过去三年影响消费的核心问题是居民资产负债状况受到严重损害。修复的第一步是正常化复工和开业。现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以后，核心问题是信心和预期，国内央企大厂、外企大厂、民企大厂、互联网大厂，手持巨额现金的同时在大规模减员，准备“过冬”，就是要紧缩应对未来国内外的不确定性风险。那投资、消费从哪里来？所以稳消费，仅仅是出台助企纾困扶持性政策稳市场主体是不够的。要出台直接促进消费的政策，比如直接真金白银给到需要修复居民资产负债状况的老百姓，如今年新毕业的1158万大学生、16至24岁Z世代年轻人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获得就业机会前如何渡难关，这件事希望中央和地方能统筹考虑。

不过，我更关注的不是短期的措施解决中国经济遭受的损害、修复和扩张的问题，而是要着眼于未来30年，怎么用改革的方式来解决如何更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从中长期看，有三个指标的提升是当务之急。一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提升是当务之急，由于长期以来强调艰苦奋斗，这个指标的国际比较实在太低了。二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提升是当务之急。三是中等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提升是当务之急。其中，要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就需要让边际消费倾向高的普通老百姓增加劳动报酬，而且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比如稳定房价提供住房保障等；要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既是收入分配问题，更是市场化改革问题；中等收入人群占总人口比例的提升，是否可以考虑收入倍增计划？核心还是改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

营商环境“2.0版”有四个短板需要解决

澎湃新闻：您曾谈到，今年解决民营企业信心缺失问题至关重要，如何真正做到？在地方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如何帮助民营企业恢复信心？

张燕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两句话很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这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和方针路线没变，这对稳定非公经济的影响是最大的。

首先，民营企业有两大类，一种是创新型企业，包括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和组织创新等，靠自己的汗水谋求发展。另一种是套利型企业，搭在政府优惠政策、产业政策、鼓励方向上，寻租套利是赢利生存之道。

创新型企业一般不依赖地方财政优惠，只希望地方政府能够在创新环境、营商环境、法治管理等方面创造条件。事实上，有为政府往往在企业无法解决的因素，如虚拟实验室、共性技术平台、稀缺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支持。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对企业转型至关重要。尤其在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宜居城市空间等方面的努力，对吸引和留住一流全球化研发服务、技术服务、资讯服务、设计服务、专业服务人才和机构对企业转型很关键。其中包括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法定职责必须为”。

对政府而言，在优化营商环境1.0版的便利化取得明显进步的基础上，开始推动营商环境“2.0版”，重点解决四个短板：一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世行2020年评估我国企业获得信贷全球排名第80名，远低于我国第31位的总排名。二是企业纳税所花的时间和交易成本高的问题。这个指标我国排名第105名。三是跨境贸易。世行评估我国企业完成进出口贸易环节所花的时间平均为64个小时，远高于世界先进水平的2小时。四是企业退出。这个指标我国排名第51名。下一步推动营商环境3.0版则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对接。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民营企业要的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发展环境。改革开放后有几个民企发展的高潮期。第一个是1978年，7-8月东莞和佛山分别建立了“三来一补”的太平手袋厂和大进制衣厂。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一步一个脚印地从为计划生产转向为市场生产。第二个是1992年，明确了改革开放方向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个是2001年，加入WTO推动了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在开放条件下提升国际竞争力。第五是2008年，传统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有机结合。现在是第六个高潮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强调数实融合、绿色发展、创新发展。怎么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营商环境、从制度和法律上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这三项落地，对民营企业是最重要的。

澎湃新闻：对平台企业的监管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张燕生：加强对民营企业监管，是政府公权力的职责之一，就像加强对国企、外企实施依法监管一样。但是要从全民利益的角度去管，坚持市场经济的常识规律和底层逻辑，坚持法治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当前信心和预期非常脆弱的环境下，要审慎出台对经济、社会、民生影响较大的非经济举措。主管和监管部门希望推动民营企业搞创新、搞绿色、搞民生，让员工过有尊严的生活等，这些方向是对的，但弯不能转得太急。如科技创新，民企会牢牢把握市场需求反馈推动技术创新。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平台都主要是政府和社会协同搭建创新体系，民企从开发试验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入手。

平台企业是以商业模式创新为主，还是以硬科技创新为主，取决于定位和阶段。

现在决定民企前途命运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包括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等，中美现在走得比较好。中国平台经济仍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对待幼稚阶段的数字新业态，主管和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商会，乃至全社会都应该更加开放包容共享，建立监管和被监管之间的伙伴关系。

美国前十大平台公司，做硬科技创新的明显多于做商业模式创新的，中国刚好相反，三分之二都是做商业模式创新。据国创会课题研究，中美在基础技术方面的差距是3：8，新基建方面的差距是5：8，场景和平台方面的差距是8：9，连接和应用方面是10：7。可见，终端商业应用方面我们比美国强。因此，我们的平台经济发展走的路和美国是相反的，我们是后发优势，因此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来讲，是从实际出发，从终端商业应用反馈入手推动科技创新，有为政府扶持帮助平台企业快速成长，和他们做伙伴来探索新业态的监管规范方式。

因此，监管平台企业，第一，要有立法，法无授权不可为；第二，要从严执法，法无禁止皆可为；第三，要由全球化的专业人员操盘，涉及平台公司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等，要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扶持数字经济发展。第四，建立监管专业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机制。香港等地经验是聘请老专业人员担任监管职责。因为平台既有市场属性，还有社会属性。第五坚持透明度要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未来，还是非常看好中国的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前景和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