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ESG正愈发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或是作为一项指标，或是作为一个宣传点。在前两篇文章《ESG评级是什么，不是什么？》和《ESG评级体系的构建历程》中，GreenBiz集团主席兼联合创始人乔·马克威尔已经用简明直白的语言向读者解释了ESG评级及其评级体系，对于企业、投资者，以及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含义和意义。

在马克威尔近期发布的系列文章的最终篇章中，他试图寻找ESG评级与信用评级之间的关联，以及ESG评级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其最初设置时的目标？对于目前主要服务于企业和投资者的ESG评级而言，是否应将其他利益相关方所关注的企业业务和行为对于人类和地球的影响纳入评估体系之中？

以下内容编译自该系列的最终篇章：Are ESG ratings really necessary。

正文

首先要明确两点：

（1）ESG评级的首要任务是：为公司及其股东所面临的来自环境、社会和治理层面的潜在风险提供一种独立意见——它评估的并不是公司及其股东的业务和行为对人类和地球所造成的影响及可能引发的风险。

（2）ESG评级是一种重要的信息参考源，可以为资本市场、消费者、供应商、合作伙伴、政府机构，甚至是企业的房东，提供可用以评估公司的优势项和劣势项的信息。

如果你认为以上两点是合理的，那么请问：信用评级不是已经能够完成这些任务了吗？

如果你对以上两点的合理性存疑，那么请你再看看下面这段内容：

标准普尔信用评级……为市场提供您的信用凭证——即，一份针对您的组织机构的整体信用质量和财务实力的独立意见。它可以成为一项信息工具，为资本市场参与者和与您有业务往来的各方——包括银行、客户、供应商、合资伙伴、商业经纪人、政府机构，甚至是您的房东——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

这段内容来自标普在其官方网站上对其传统信用评级（即不包含ESG指标）的介绍，而本文作者，GreenBiz集团主席兼联合创始人乔·马克威尔（Joel Makower），在本篇的开头就大量引用了其中的措辞。

基于此，请再次思考以下的三个问题：

（1）如果标普、穆迪、惠誉，以及市场上其他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都已经在其信用评级中纳入了“风险”因素，那么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另一套与风险相关的评级体系？

（2）更好的做法会不会是将ESG评级与信用评级整合为一个评级体系？

（3）这样的整合在未来是否会发生呢？

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简短的回答是：（1）可能需要；（2）肯定是；（3）最终一定会发生。

对于ESG评级而言，更加关乎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是：

它是否能够达到其最初设定目的？

它是否能够引导企业和投资者用思维和行为的改变，去真正解决如今人类和地球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那些问题？

它是否真的像一些批评人士所说的那样，更像是投资公司赚取高额管理费的营销工具，而不是推动真正积极的变革所需的催化剂？

本文作者在撰写本系列的过程中，对ESG评级领域进行了深入调查，其中也包括了上述这些问题。除了自我思考之外，本文作者也与自己的采访对象深入探讨过这些问题，并且也为此查阅了对于整个ESG生态系统持批评态度的文献（这类文献的数量如今越来越多）。

但首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本系列前两篇文章中的要点：

ESG评级关注的主要是公司自身在环境、社会和治理层面所面临的潜在风险，而不一定是公司自身的业务和行为对于人类和地球造成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评级机构所使用的方法论十分复杂。尽管评级机构会公开公布这些方法论，但企业和投资者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这些方法论，而其他的利益相关方就更加难以真正理解它们了。

评级体系中的数据也十分复杂，它们涵盖了数百个指标，其中还包括一些主观性的指标。当被评级公司没有按要求提供所需信息时，评级机构通常会采取“插补”（impute）的做法——即，用评级机构自己构建的复杂模型所得出的假设数据来填补空白。

对于被评级公司而言，评级的确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不仅有助于公司的外部形象与沟通，还有助于公司开展的自我评估，与同行和竞争对手进行比较，并发掘自身可以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一、风险与回报的较量

与本文作者进行过沟通的评级机构都坚持认为，通过提供被评级公司在其本职权利范围之外的相关信息，他们所提供的ESG风险信息能够作为对传统金融评级的补充。

“ESG评级有非常具体的用途：它是投资分析过程中新增的一项补充信息，也能够帮助投资者判断被评级公司是否真的会面临超出传统投资分析所能发现的风险之外的更大潜在风险。”琳达-埃琳·李（Linda-Eling Lee），MSCI的ESG及气候研究部全球主管如是表示。

克里斯蒂娜·路特尔（Kristina Rüter），ISS的ESG方法论全球主管指出：“两者最终会在某个时间点相汇。但我们认为，在相汇之前的这一过渡时期中，人们需要从ESG的角度出发，进行大量的投入和学习，而且这段过渡期还需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因为ESG评级是一种与传统金融评级互补，却又完全不同的方法，会涉及更多的定性分析。如今，所有大型投资机构与投资者都在使用ESG评级为其决策提供参考，因为他们理解并且相信，传统的财务分析不能涵盖所有的风险。他们需要这些信息。”

那么，ESG评级机构是否应该突破仅关注风险的这一限制，将公司所产生的外部影响纳入评级的考虑之中呢？理查德·马蒂森（Richard Mattison），标普全球可持续发展部总裁对此持认可态度：“我们认为，ESG评级不应只反映公司自身的潜在风险。我理解，对于基金经理而言，关注公司自身的潜在风险是极为自然的反应，这是因为他们仍然将ESG的各个层面理解为公司的风险来源。话虽如此，公司的业务和行为在现实世界中所产生的影响也极为重要。坦率地说，风险与影响，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马蒂森随之进行了举例。有一家追求以可持续农业形态生产棕榈油的企业，它同时也投资于雨林的保护，并采取了另一些能够确保其生产原料供应可持续性的措施。

马蒂森补充解释道：“在一些人眼中，这可能不是一种能够降低公司财务风险的决策和行为，因为公司及其股东不会从中获得任何（财务）回报。但实际上，公司及其股东正在因为这样的决策和行为而对现实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ESG真的是具有前瞻性的，那么在进行传统且狭义的财务风险评估之外，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去捕捉公司的业务和行为对于现实世界产生了哪些影响。我们认为，对于推动和加速商业世界的可持续进程而言，这两者都十分重要。”

马蒂森进一步补充指出，如果无法兼顾这两者，那么在未来，当公司的消费者和其他的利益相关方开始对公司施压，要求其采取措施以缓解其业务和行为对环境造成的损坏时，公司仍然会面临财务风险。

“公众不会永远忍受企业的业务和行为所产生的这种负外部性，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观点。”MSCI的ESG及气候研究部全球主管李如是表示，并补充道：“在某种程度上，企业必须将这些负外部性所对应及衍生的成本内部化。那些更有远见、更具灵活性的企业就能认清这一点。如果企业能够将这些成本纳入其经营管理和公司战略之中，那么当这些潜在成本在未来兑现的时候，企业自身就能够受到保护。”

换言之，企业在今天所产生的负外部性，有可能在明天就会变成财务风险，而在当下就为其制定应对策略就能够让这两者都有所缓解。

与过去相比，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在过去，企业的业务和行为的外部性所对应及衍生的成本，都被置于其损益表或资产负债表之外——随之成为“别人的问题”。然而，尽管如今商业世界对环境与社会所产生的负外部性仍然有极大比例是通过社会化（socialized）的方式消化的——成本的承担者是纳税人、消费者、社区、医疗服务提供者，以及所有除了问题的制造者，即企业本身，之外的所有群体——如今，能够通过ESG评级来让它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至少是一个开始。

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需要各利益相关方完成的是一次进化，而不单单是一场变革。

二、点亮指路的明灯

ESG评级的受益者不仅是投资者，还包括企业自身。对于那些花了数千小时去收集和披露评级机构所需数据与信息的企业而言，这无疑是个好消息。欧盟委员会在202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企业花费在完成可持续发展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事务上的时间，达到平均每年316天，“并且企业花费在回应及维护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评级和排名机构上的时间，达到平均每年155天。”

阿尼特·沙阿（Aniket Shah），证券和投资银行集团杰富瑞集团（Jefferies Group）ESG及可持续研究部全球主管表示，这些事情不是徒劳无功的：“ESG所做的，而且是完成得更好而不是更差的事情是，它把金融和商业世界进行了社会化，并教导了它们关于一系列之前不为其所了解的主题的知识。或许是我的兼职学者身份在作祟，我认为教育的力量真的很强大。”

就连埃文·哈维（Evan Harvey），纳斯达克（Nasdaq）可持续发展部全球主管也认为，评级为企业带来的好处超越了分数本身——但前提是企业能够抓住这一机会。他提到：“对我而言，最终的问题是：你是否会根据这些评级来评估自己的表现？根据你自己的分析，你是否在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动自身业务和行为朝着更好的目标前进，去孵化并落实更具进步价值的项目，从而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还是说，你是否和投资者一样，过于依赖这些评级来评估自己的价值？”

一些评级机构正在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评级背后的数据。例如，标普为被评级企业提供了免费的可持续发展评估（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以帮助企业“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基准，并且理解相对于同行而言，自己在可持续发展层面的表现如何”。标普的该项目每年会邀请多达8000家企业参与，但实际参与的只有几百家。

理查德·马蒂森（Richard Mattison），标普全球可持续发展部总裁详细描述了该项目的内容：“如果你的公司正在接受（标普的可持续发展）评估，那么你就可以登录一个门户网站，并看到所有这些（与ESG相关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都被附以相应的解释和帮助信息。你的公司由此能够获得一款免费的基准测试工具，让你能够与同行进行比较。接受过这项评估的公司都发现这款工具非常有用，因为这让他们能够从我们（ESG评级者）的角度去理解（与ESG评级相关的）主要议题，并且能够让他们与同行就特定层面的表现进行比较。”

马蒂森补充道，标普的可持续发展评估不仅只存在于线上，“我们会有员工去帮助企业完成这个过程。这颇具工作量。”

三、是否会文不对题？

如今ESG评级所面临的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它是否能够达到其最初设定目的？——为公司及其股东所面临的来自环境、社会和治理层面的潜在风险提供一种独立意见，并为投资行为给出参考。获得较高ESG评级的企业是否能够为投资者带来超额回报 [被称为“阿尔法（Alpha）收益”] ？就这一问题而言，答案充其量只能说是众说纷纭。

我们来看一篇今年早些时候发布于《机构投资者》杂志（Institutional Investor）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安德鲁·金（Andrew A. King）和肯尼斯·普克（Kenneth P. Pucker），他们分别是美国波士顿大学奎斯特罗姆商学院（Questrom School of Business）和美国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莱彻学院（Fletcher School）的学者，他们的研究结论是：“目前缺乏足够的逻辑和证据来证明ESG评级有助于促进‘阿尔法收益’的产生。事实上，我们所得出的最佳猜测是：流入ESG专项投资基金的资金流所反映的，是一种营销诱导的趋势，这既不会让地球受益，也不会为投资者创造更高的回报，但有可能会让政府和相关部门推迟实施必要的监管措施。”

金和普克在文中驳斥了，或者说至少指出了一个“逻辑问题”，以反驳企业“关于ESG表现的四个主要说法：能够让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是更高股票回报的标志、能够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能够吸引投资”。

他们认为，这些都说法不一定是真的：对于什么是好的ESG表现，目前并没有标准的定义。评级机构的评估基于的是主观判断、推断和不完整的数据。许多认为ESG表现能够让企业获得出众财务表现的报告和研究都是有缺陷的，而且都是基于短期视角，并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此外，“一家公司获得较高的ESG评级与获得‘阿尔法收益’之间显现出正向的联系，这可能是由于两者间存在相关性（correlation），而不是因果性（causation）。”

两位作者在文章中引用了哈佛商学院著名学者乔治·塞拉菲姆（George Serafeim）的观点。塞拉菲姆教授的一项课程名为“气候变化时代的风险、机遇和投资”（Risks, Opportunities and Investments in an Era of Climate Change），他与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及马克·克莱默（Mark Kramer）在2019年发布于《机构投资者》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尽管有无数的研究，但迄今为止，从来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表明，对社会负责任的公司一定能够创造‘阿尔法收益’。”

四、激进的计划部署

如今，对于ESG评级与ESG投资的批评声音似乎愈发高涨，而这可能是一场蕴含强大力量的运动所不可避免的一种强烈反应。这场运动已将数万亿美元转移到ESG专项投资基金中，被投入于一些人称之为“已苏醒”的进步事业。

企业家（同样也是地道的社交媒体专家）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认为，目前用于衡量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层面的表现的方法论“存在根本性的缺陷”。这是他对ESG评级说过的最好听的话之一。2022年4月，马斯克在推特上写道：“我越来越相信，企业ESG是魔鬼的化身。”

也许真的如此。然而，“魔鬼”实际上存在于细节之中。

在如今这个万物皆被赋予政治性的世界里，ESG和气候信息披露正在经历着短暂的声名狼藉期（至少在美国是如此）。美国德克萨斯州高级财政官员希望与那些曾承诺通过投资来遏制气候变化的大型投资公司展开较量，尤其是黑石集团（BlackRock）。该官员表示，这样的气候承诺可以被视为对化石燃料公司的“抵制”。“孤星之州”（Lone Star State，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别称）和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都制定了相关的金融法规，旨在从专注于ESG的投资公司撤出退休账户等州立基金的资金。与此同时，美国前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上周呼吁共和党对那些正在“推动激进的ESG议程”的投资基金加以管控。

《纽约时报》认为，彭斯此次发表的观点可能会“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让其面临更大阻力”。

那么，ESG评级能否能够完成进化，以应对这些反对和批评的声音呢？

苏珊·法兰德（Suzanne Fallender），基础设施投资及运营商安博（Prologis）全球ESG副总裁是对此表示出积极态度的人之一。她认为，“总体而言，ESG评级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拐点，因为如今有那么多的投资者和评级机构正在重新审视自己的方法论，也有许多新人带着不同水平的专业知识或观点正在进入ESG评级领域。这些进展都发生于政府及监管机构正在对ESG评级和信息披露加以更多监管和标准化要求的背景之下，以期让企业和评级机构能够真正关注于数据的质量、审核，以及所有的内部控制流程。在经历了如此持久的讨论之后，如今我们真的来到了关键时刻。”

在ESG评级体系进化之路的尽头，甚至有可能出现ESG风险评级与金融信用评级的合并。

“我认为，到2024年，ESG将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杰富瑞集团ESG及可持续研究部全球主管沙阿如是表示，“我甚至可能认为这一时间点可能提前到2023年，因为所有进入ESG领域的人的最终目标，都是将ESG各层面的指标和因素纳入监管与风险评估之中，以及纳入企业在评估未来机遇时的考虑之中。如今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因为在ESG运动的推动下，信息披露机制正在变得越来越完善。”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加速抵达这一奇点呢？

纳斯达克可持续发展部全球主管哈维给出的答案是：“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时间，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答案。然而，我们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了。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也是一种新兴的方法论。就像面对财务指标时一样，不断地试错可以让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达到更好的状态。我们花了80年的时间才达到了现在这种高效状态。但不幸的是，在（ESG）这个领域，我们有一个正在不断逼近的最后期限。留给我们去试错与完善的时间已经没有多少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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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邵玉蓉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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