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成长，身心能否健康，关键是青春期。为何呢？因为，此时身体变化和心理变化都太快，适应得好，健康成长得非常快，适应得不好，可能就会出现叛逆，甚至自己遗憾终生。

一个人的成长如此，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如此。中国目前就处于“青春期”的发展阶段。首先，几十年的积累，发展很快，再发育几年，经济体量的“个头”就快与“成人”美国差不多了。

但我们看到，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青春期综合症”比较明显：在规范化方面、社会管理体制的完善方面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社会财富并没有呈现橄榄型的分布。

这种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构，想依靠内循环，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发展，几乎不太可能。因为对有钱人而言，国内的商品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消费；但对没钱人而言，国家怎么号召消费，他们也没钱消费。

不仅仅中国是这样，任何一个步入中等收入的国家也都是这样。

遗憾的是在经济发展史上，成功走出“青春期综合症”的经济体并不多，留下的更多是步入“中等收入陷阱”，深陷其中，走不出来。伴随更多的社会动乱等“青春期的焦躁症”，例如南美很多国家。

第一，迈不过产业升级的坎。

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时候，经济发展依靠生产要素的廉价，例如，劳动力、土地、能源、原材料、环保成本等都便宜，但经济步入中等收入之后，这些都变得不便宜了，这个时候就要求产业发展升级，由过去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发展方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质量”经济。

但很多发展中国家迈不过这个坎，升级不了，只能原地打圈。为何？发展方式的转变不是你想转变就能转变，首先，过去做中低端的时候，发达经济体觉得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含量低，去“山寨”人家的东西，人家也不会跟你计较，但开始做中高端产品的时候，人家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与他们的产品是竞争关系，这个时候人家关心他的知识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关心你会否冲击他们的产业体系？可能一些关键技术人家就“卡住”你，不让你与他们去竞争。近年来，中美之间出现经贸摩擦，就是这样。

其次，内部阻力也大。一些先富裕起来的群体，看到发达经济体的教育资源、养老资源、医疗资源、人居环境等，都是自己的国家无法比拟，这就导致他们富裕了之后选择移民到发达经济体，去做资本的“食利”阶层，也失去了进一步投资国内的动力，导致产业很难升级。

再次，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水平是否同步跟上，教育水平能否支持经济体的创新？

第二，迈不过效率和公平兼顾的坎。

初级发展的时候，大家都穷，都一心一意谋发展。没有面包的时候，大家一起想到的是如何获取面包，而一旦有面包了，大家最在乎的就变成了面包如何分配以及获取面包是否公平。

发展中国家发展到收入中等水平的时候，有些人就富了，但相比较，很多人还是很穷，社会低收入群占比较大。一旦贫富分化比较严重，这个时候穷人怨气提升，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就像十年前的中国，上访的、到地方政府拉横幅的，频频出现。

与此同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富人利益集团也慢慢形成，他们力量已经慢慢渗透国家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他们尽力地去维系已有的利益发展格局，阻扰国家进行社会分配制度改革。

最后演变的结果，就是多数发展中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时候，这些不稳定因素继续演化，社会不稳定就随之而来，穷人开始闹事，富人开始担心稳定就携着财产家眷逃离国家，移民到政局相对稳定的成熟经济体，经济发展也就随之停止，步入了经济发展的“中等陷阱”。

所有步出“陷阱”的经济体，都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呈现一种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分配结构。

当我们提出“共同富裕”的时候，习惯性反应，就觉得要像解放初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当然，出现误解也情有可原，毕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其实不知，时移世易，儿童时候对异性感兴趣属于早恋，但到了青春期，对异性感兴趣，就属于正常了！

当然，更多地也与人的惯性思维相关，习惯于大干快上获取面包的环境，突然面对开始强调获取面包的程序要求公平的时候，便开始变得畏缩不前，不知所措。甚至不知奋斗的出路在哪？选择躺平遛弯的，选择出国玩娱乐的，选择转型当食利阶层的，主观能动的去创业创新已经是突降。

转型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不仅仅表现在产业方面，更多体现在认知方面。当你认为，“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属于真理，那么当社会转型，转变为“不管白猫黑猫，都只能在规则范围内抓猫”，你就很难去适应，你有成功的路径依赖。

但在“青春期”假若还不尽快去转型，不去实现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那么社会就像多数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样，演变为穷人就想着造反，富人就想着移民，在动荡中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编辑：刘娟秀 吴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