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 执行院长编者语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ESG投资理念在全球达成普遍共识。文章阐释ESG理念的内涵、基础标的、投资策略，总结中国在基金、银行理财、保险资金等领域的ESG投资实践，继而从国际视角梳理海外ESG投资的发展现状、主要特征及成功经验。最后围绕中国ESG投资面临的现实挑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一、引言 随着过去数十年全球经济快速增长， 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也相伴而生，其中全球气候变暖成为渐行渐近的 “灰犀牛”，各国探寻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已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ESG投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普遍共识。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 碳排放量占全球的比重超20%， 这主要是由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过去数十年间经济迅猛发展导致的。近年来，中国积极主动顺应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趋势。2020年9月，中国向世界承诺力争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随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两会” 的 《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 规划均强调要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的各项工作，力争如期兑现对国际社会的承诺。聚焦资本市场，中国可持续资产已初具规模，“十四五” 时期在 “双碳”目标的指引下，ESG投资的发展速度还将进一步提升。二、ESG投资发展的中国实践 2.1 ESG理念的内涵ESG，即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Governance（公司治理）三个维度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组合，是指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不仅考虑传统的财务指标，还要将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情况纳入指标体系进行考量，其本质含义与企业社会责任 （CSR）、社会责任投资（SRI）一脉相承，但内涵更加宽泛。ESG理念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因长期 “重经济轻环境” 而爆发了空前的环境保护运动，绿色环保的价值理念随之引起资本市场的关注。国外一般将考虑ESG指标的投资体系称为“Sustainable Investment”，其含义包括“道德投资”“责任投资”“社会影响力投资”“绿色投资”“可持续投资”五个方面。具体应用方面，国际上MSCI、道琼斯、富时罗素、汤森路透，以及国内的商道融绿、中证等多家机构均研发了ESG评估体系，基础数据基本一致，即企业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的绩效表现，但具体的指标选取及权重设计则存在差异。ESG理念在投资中的应用下至产品的底层资产，即股票、债券及指数层面。不同的基础标的与ESG理念的融合方式不同，评估标准也存在差异。（1）股票：ESG信息披露非强制且标准性并不十分严格。ESG理念在股票中的应用关键在于上市公司披露责任投资基础信息，再由相关评估机构进行评分。目前中国A股市场对上市公司ESG披露秉持自愿披露、加分鼓励的原则。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统计，截至2022年4月30日，发布ESG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已达1366家，但选择披露的公司占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的比重仍不足三成。同时信息披露的标准性并不十分严格，上市公司对披露内容范围拥有较高的自主权，其中对环境管理目标、社会捐赠、董事薪酬、反腐败政策等信息的披露较多。（2）债券：ESG债券判别标准明确，发展迅猛。投资者可根据发行人募集资金用途来甄别ESG债券，并根据一套标准进行“贴标”。目前ESG债券主要包括绿色债券（含碳中和债券）、社会债券以及可持续发展债券等品种。此外，投资者还可将ESG核心因素纳入发行人信用分析，迅速剔除发行人ESG等级较低的债券，从而规避违约风险。在ESG债券品种中，绿色债券是指将债券募集资金专门用于支持符合规定条件的绿色产业、绿色项目或绿色经济活动。中国绿色债券起步晚，但发展迅猛。自2016年正式启动以来截至2022年6月末，符合境内绿色债券认证标准的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累计达2.5万亿元，存续规模接近1.8万亿元。但国内绿色债券认定标准与国际定义存在偏差，目前符合国内定义的贴标绿债中符合国际定义标准的不足六成。社会债券是指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具有社会效益项目的债券。国际上社会债券主要关注就业、社会权利保障、促进公平贸易等领域，而中国目前发行的社会债券主要用于扶贫和基础设施建设。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疫情防控债成为社会债券的主要发行品种。可持续发展债券是一种创新型融资工具，目前中国存量规模较小，发债主体仍集中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及政策性银行，其支持项目范围涵盖了当下绿色债券和社会债券所支持的内容，《可持续发展债券指引》要求其在绿色属性的基础之上，解决社会问题，产生社会效应。
（3）指数：ESG因素深度应用于指数跟踪。由于成本低、流动性强等，指数产品已成为全球资产配置的首选工具，ESG投资策略也在逐步纳入指数化投资。从投资品种看，股票指数及债券指数均对ESG策略有所应用。其中，“泛ESG股票指数”指使用环境、社会或公司治理因素进行指数成分股筛选。截至2020年10月末，A股共有52只“泛ESG股票指数”，包括ESG优选类（同时使用ESG三因素筛选成分股）、公司治理优选类（使用公司治理因素筛选）、绿色低碳优选类（使用环境因素筛选）等类别。除以上交易型股指，市场上还有部分由ESG专业机构编制、暂未在交易所发布的股指，如沪深ESG100优选指数、ESG美好50指数等，也为投资者决策提供一定参考。狭义的“绿色债券指数”仅指筛选满足绿色债券定义的样本券来构建指数，但随着责任投资概念不断深化，近年又出现挖掘债券发行人ESG分数进行样本筛选的ESG债券指数，以及考核样本碳减排效益的碳中和债券指数等两类新兴绿色债券指数。（1）ESG基金产品的数量和规模均呈显著增长，投资类型渐趋丰富。依据国际共识，在投资分析和决策中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因素纳入考量，即可认定采用了ESG投资策略。2015年以来，采用ESG投资策略的公募基金产品在数量和规模上均呈显著增长，截至2022年10月末，ESG相关公募基金产品存量共有314只，规模合计4407.6亿元。截至2022年6月末，中国已有22家公募基金管理人成为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UNPRI）的签约机构，ESG基金产品市场初具规模，ESG基金产品的投资类型也日益丰富，主动管理类和被动指数类ESG公募基金产品均趋于成熟，ESG理念主要体现于基金投资范围或跟踪指数以及业绩比较基准。从投资类型看，中国ESG公募基金产品日益多元化，主动与被动投资策略相结合。现有主动管理类ESG公募基金产品会明确规定投资于ESG相关行业或主题的证券，或者通过ESG方法选择的证券的比例。被动指数类ESG公募基金产品主要跟踪由指数服务商编制的与ESG议题相关的指数。（2）ESG理财产品涌现，银行理财子公司加速创新。ESG理财产品自2019年起蓬勃发展。截至2022年11月末，尚在存续的ESG主题银行理财产品共167只。从投资标的类型看，现有ESG理财产品中七成为固定收益类，权益类ESG理财产品仅有一款。从运作模式看，净值型产品的数量占比超过90%，体现出在资管新规要求打破刚兑的背景下，银行理财加速净值化转型的趋势。从产品期限看，ESG理财产品以长期投资为主，逾五成产品期限在1年以上。此外，现有ESG理财固定收益类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主要分布在4%～5%，唯一的权益类产品阳光红ESG行业精选的业绩比较基准为70%的中证800指数收益率、20%的中债综合财富指数收益率及10%的恒生指数收益率。（3）保险资金积极探索ESG投资方式，重点关注绿色产业。保险资金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与ESG投资理念高度契合，已经探索出多种直接或间接参与ESG投资的方式，重点关注绿色产业。保险资金一方面通过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私募股权基金、产业基金、信托计划、PPP等金融工具，直接参与能源、环保、水务、防污防治等领域的绿色项目投资建设；另一方面通过间接投资的方式，特别是投资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积极参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等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支持绿色金融发展（曹德云，2022）。据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统计，截至2022年9月末，保险资金债权投资计划投资项目中涉及绿色产业的登记（注册）规模达1.05万亿元，股权投资计划投向中涉及绿色产业的登记（注册）规模为351.40亿元，保险私募基金投向中涉及绿色产业的登记（注册）规模为838.04亿元。200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倡议（UNEPFI）和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共同发布的负责任投资原则（PRI），第一项即为将ESG议题纳入投资分析和决策过程。在实践中，可通过筛选法、整合法和主题法等实现这一目标。筛选法是指利用一组筛选标准，根据投资者偏好、价值观和道德准则，确定可将哪些行业或公司纳入投资组合，或者哪些发行人或证券可获得投资，具体策略包括负面筛选、正面筛选和按标准筛选等，其中负面筛选法应用最广泛，该方法较易适应现有投资流程，能够杜绝对某些行业或区域公司的投资。整合法是指在对特定公司、证券或其组合做出投资决策时，将ESG因素纳入考量，以降低风险或提高收益，在实际运用中可与基本面分析、量化策略、SmartBeta策略、被动指数投资策略等有机结合，从而较全面地反映公司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主题法是指将资本配置于与某些环境或社会效益相关的资产，如清洁能源、气候变化、普惠金融等，该方法较易适应现有投资流程，且能够引导资本流向旨在促进环境及社会发展的公司及项目。除可通过以上5种策略将ESG议题纳入股票及固定收益证券投资分析和决策，国际上还有两种公认的在投资中融入ESG理念的策略，包括积极股东法和影响力投资。前者对应上述负责任投资原则中的第二项，即为将ESG议题纳入所有权政策和实践，其是指投资者通过参与被投企业ESG问题的讨论及解决，改善被投企业的ESG表现；后者则主要针对一级市场的ESG投资策略，其是指为解决某些环境和社会问题，以股权投资的形式有针对性地参与，目前仍处于萌芽阶段。近年来，全球可持续投资资产规模持续扩张。根据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报告，2020年初全球可持续投资资产规模达35.3万亿美元，较2018年增长15%，占所统计区域总资产管理规模的36%。其中，美国发展规模仍居全球之首（48%），欧洲紧随其后（34%），日本排名第三（8%）。此外，全球金融机构对责任投资的关注度持续提升，ESG理念被广泛纳入投资决策考量因素。截至2022年9月，全球已有5179家金融机构加入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资产管理规模总计121.3万亿美元。（1）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推动ESG投资蓬勃发展。国外ESG信息披露制度及相关政策基本都是自上而下推动，由政府牵头，通过发布指引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引导市场主体进行ESG信息披露。以日本为例，日本金融厅联合东京证券交易所于2014年颁布《日本尽职管理守则》，而后不断完善和修订流程并于2020年发布《ESG报告信息披露指导手册》。ESG信息披露制度的演进则由自愿性披露逐步过渡到半强式，最终转变为完全强制。以欧盟为例，德国和意大利分别在2011年和2012年出台了鼓励企业披露环境及社会信息的政策，而后不断修订政策增加强制要求。2021年3月，欧盟《可持续金融披露规定》正式生效，要求欧盟所有金融市场参与者披露ESG问题，并对具有可持续性投资特征的金融产品提出了额外的信披要求。海外信息披露框架体系主要参照GRI标准，逐渐趋于标准化。信息披露只是企业端传递信息的途径，但为了保证不同企业信息披露的持续性和可比性，国际上出现了很多ESG报告的参考框架并且仍在不断优化的过程中。GRI、IIRC、SASB、TCFD等均为目前国际上被高频引用的信息披露参考框架。其中，GRI是目前全球使用最多的ESG报告框架，使用过程中还会融合纳入其他的框架体系。（2）基金类产品是投资者践行ESG理念的主要途径。从美国市场发展看，与ESG主题相关的基金数量和规模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据晨星公司统计，2020年美国与ESG相关的基金数量达392只，较2019年增长30%，其中包括111只ETF以及281只开放式基金。在过去10年内，与ESG相关的基金数量增长了近4倍，尤其在2015年之后数量出现显著增长（见图2）。从管理类型看，被动管理型基金数量近年来获快速增长，但主动管理型基金仍居主导地位。晨星公司的数据显示，至2020年末美国市场主动管理型基金274只，占比约70%，被动管理型基金118只，占比30%；从资产管理规模看，2020年末美国市场主动管理的基金规模占所有ESG基金规模的62%，仍占据主导地位（见图3）。从投资类型看，股票型基金明显居主导地位。美国市场上，2020年392只ESG基金中的269只属于股票型基金，占比69%；欧洲市场上，2020年ESG基金中的56%属于权益类基金，债券类基金占比16%；日本市场上，2020年133只ESG相关基金中的128只投资股票，占比96.2%（见图4）。从资金流量看，近年来ESG基金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显著提升。美国市场上，2020年全美基金整体资金净流入2124亿美元，其中流入ESG基金的资金量达511亿美元，占比接近25%，而在此之前，ESG基金的资金流入量远未超过基金整体资金流入量的1%。此外，与ESG相关的ETF净流入额占全年总ETF净流入额的7%左右。欧洲市场上，2020年ESG基金的净资产规模增长率为37.1%，而非ESG基金的该项指标仅为4.8%，ESG基金占整个资管行业的份额由2016年的6.9%提升至2020年的11%，总计达到1.2万亿欧元。（3）机构投资者是全球ESG投资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机构投资者一直是全球ESG投资的主要推动者，但个人投资者的ESG投资意愿也在逐步提升。GSIA数据显示，2020年个人投资者持有的可持续投资资产规模占比达25%，而2012年该项比例仅为11%。在机构投资者中，养老金和保险资金则是全球ESG投资的核心驱动力量。2018年美国ESG机构投资者中，公共部门占比54%，这其中又以养老金为主，保险资管行业占比37%，教育基金占比6%，上述三类机构投资者合计占比达到97%。以美国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为例，其在2017～2022年战略计划中便将基金可持续发展列为第一目标，该基金2020年投资于ESG全球股票基金的资金规模约10亿美元（见图5）。（1）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是保证ESG稳定发展的前提。目前国外对于ESG的信息披露有明确的要求和指引。以ESG信息披露的框架为例，全球主要国家均以GRI框架为主，以有效保证企业ESG信息披露的可读性和可比性。同时，目前国外要求披露的有关议题也日渐多元化，对于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均有侧重。此外，目前大部分国家都要求企业强制披露某一议题的信息或者ESG报告，以便于投资者借此准确了解企业的ESG表现，并将其作为自身投资决策的关键考量因素。（2）国外ESG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善于使用多种投资策略，并根据不同行业的特性实时调整各种因子的权重。以基金产品为例，在进行ESG资产配置时，基金产品会充分考虑各种投资策略，主要以筛选法和整合法为主。在进行ESG评分时，并非简单机械地遵循统一的权重标准，而是根据行业特性实时调整因子的权重。（3）若国外机构选定某公司作为ESG投资标的，则会积极参与该公司的治理，协助该公司共同提高其ESG表现。以ParnassusCoreEquityFund为例，该基金会积极同公司管理层沟通交流，充分利用其持股的投票权参与公司治理，引导公司向好发展。国外机构不仅跟踪投资回报收益，还会充分跟踪其他与ESG评级有关的表现。以GPIF为例，该基金不仅考察ESG投资回报较之基准指数的超额收益，还会每年计算投资组合的ESG评级，以判断股票的ESG表现是否持续改善，同时间接考察收益率与ESG评级的相关性。（4）国外ESG评级机构与企业之间会进行直接对话，并鼓励企业向ESG评级机构或者指数提供商咨询改善自身ESG评级的途径。国外企业通常会与ESG评级机构建立一个具有“正外部性”的对话机制。企业通过对话可判定自身是需要更详细地披露信息还是改变公司的业务或架构问题（如改变董事会构成、加强环保方面的作为等），从而提升自身的ESG评级。（5）国外的投资者对公司进行ESG评价时往往使用多种信息来源，而不仅限于ESG报告。国外的数据获取来源主要有七大类：企业的ESG报告；直接与公司管理层或董事会进行沟通；政府机构公布的数据；媒体报道数据；企业提交给证券监管部门的备案文件；卖方研究报告；第三方ESG调研报告等。（1）ESG信息质量参差，评估结果缺乏可比性，投资者信息获取渠道单一。目前中国ESG投资面临企业自行披露的信息质量参差、可用性差，对ESG表现进行评估的结果透明度低、可比性差，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单一、滞后性强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ESG投资的发展。首先，企业披露ESG信息的意识较弱、经验缺乏，导致ESG信息质量参差、可用性差，故需要加强披露指引。中国目前主要采用自愿披露ESG信息的方式，故A股市场上披露ESG信息的公司占比不足三成，非上市企业更是鲜有披露。借鉴国外经验，监管者或可逐步推行明确的ESG信息披露制度和指引，并在适应本土企业特点的基础上尽可能与国际标准接轨，如可基于许多国家共同采用的GRI框架指引企业进行ESG信息披露，并逐步从自愿披露向半强式、强制披露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企业ESG信息的可读性和可比性。其次，不同机构对同一企业ESG表现的评估结果往往存在差异，导致ESG评估信息缺乏可比性，故需要提高评估透明度。尽管国内投资机构和服务机构不断丰富对于企业ESG表现的评估，但由于评估标准和数据来源各异，不同机构的评估结果往往存在较大差异，一定程度上对投资者决策造成阻碍。鉴于目前多数机构仅简单说明评估的逻辑和方法，为加强ESG评估结果的可验证性和可比性，参与评估的机构亟需提高评估指标及各指标权重等的透明度。再次，企业ESG信息主要依赖自行披露，投资者获取ESG信息的渠道单一、滞后性强，故需要鼓励各方积极探索。企业的ESG信息分布于广泛而多样的利益相关者中，仅仅依靠企业自主披露仍不能形成全面的评价，亟需进一步探索如何从其他渠道获取信息并加以利用。从国外经验看，ESG信息还可通过公司管理层访谈、政府官方统计、服务机构调研等途径获取。此外，企业自行披露的ESG信息多为定性描述，并且往往进行选择性披露，使得投资者的ESG投资策略易失效。未来可通过运用科技手段助益于提高企业ESG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也可进一步丰富企业ESG信息的获取途径。（2）投资者对ESG的认知程度普遍不足，资管机构能力建设整体薄弱，资金方引导作用有限。投资者尚未形成成熟的ESG投资认知，以及尚未具备系统的ESG投资能力，是当前限制ESG投资发展的重要原因。此外，作为重要的资金方与机构投资者，养老金和保险资金在驱动ESG投资发展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投资者认知方面，A股市场投资主体尚未真正认可ESG投资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故需要加强投资者教育。目前A股市场上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都存在追求短期盈利的倾向，较少践行ESG策略。对于机构投资者，既面临短期绩效考核压力，也尚未验证EGS投资策略的有效性；对于个人投资者，其投资风格天然存在短期化的特点，且机构往往倾向于通过夸大宣传ESG产品财务回报来诱导个人投资者，使得后者的认知仍停留于追求财务回报最大化。加强投资者教育或可改善目前投资主体对ESG投资的认知普遍不足的情况，这需要金融机构、监管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行业组织、媒体和广大从业者多方共同推动。投资者能力方面，国内资管机构整体尚未具备系统的ESG投资能力，需要在组织架构、投资流程及专业人才等方面加强建设。目前中国头部资管机构已逐渐意识到ESG投资的重要性，但多数机构仍不具备系统的ESG投资能力，仅限于在产品中简单引入ESG投资策略，如目前国内主动管理类ESG公募基金产品通常会在投资范围和业绩比较基准方面体现ESG投资理念，但尚未将该理念深度融入具体的投资流程、研究方法和投资决策。为有效提高ESG投资能力，资管机构一方面亟需完善组织架构，丰富技术工具，重塑投资流程；另一方面必须重视本土ESG投资专业人才培养，以及利用国际成熟机构的经验和专家资源。资金方引导方面，国内养老金和保险资金尚未充分发挥对ESG投资的引导作用，故需要加快提高自身的ESG投资参与度和影响力。养老金和保险资金的规模大、投资期限长，并且具有委托外部资管机构进行管理的需求，因此能够通过直接投资和对资管机构提出投资要求等方式，在驱动和引导ESG投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此，国内养老金和保险资金应主动签署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UNPRI），积极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如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GPIF的做法），在ESG投资实践中进一步提高参与度与发挥影响力，从而带动国内ESG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对于ESG投资理念的推广，价值观和收益两大维度缺一不可，即力求投资者能够正确认识并积极应用ESG策略，并从中获得超额收益，二者互动形成正向反馈。尽管从目前看，中国ESG市场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相较于欧美成熟的ESG市场仍存在较大差距，但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及“双碳”目标等因素的影响下，ESG理念在中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窗口机遇期。（1）逆势增长动力强劲，ESG投资规模将持续扩大。目前ESG理念被广泛提及，未来随着政策落实及资本市场改革深化，ESG投资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2020年是中国市场的ESG元年，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向国际社会做出实现“双碳”目标的承诺，随后该目标被写入“十四五”规划，将成为中国未来五年重要的发展导向。同时，资本市场改革带来供求结构变化，中国企业上市由“严进宽出”向“宽进严出”转变，资金端趋向机构化，投资者需要新的评估决策体系来寻求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标的，ESG理念将在市场中备受推崇。此外，倡导ESG投资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的必然选择。（2）政策先行监管随后，完善ESG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当务之急。一是企业ESG信息披露将由半强式向强制披露过渡，且披露框架向国际标准靠拢的同时也保留中国特色。信息披露标准化方面，可借鉴全球广泛应用的报告框架GRI，并制定可持续性会计准则，以明确企业在ESG领域的信息披露标准并确保企业之间信息可比；ESG披露议题选择方面，在借鉴国际标准的同时也要考虑中国国情，如将碳排放列入企业ESG信息披露框架内。二是ESG信息评估需要在框架及方法论上实现提升，探索统一的评估体系。从现有评估内容看，各家机构在环境因素的考量方面差距不大，但在难以量化的社会和治理因素的信息处理上，各家机构的评估结果存在较大偏差，故未来需要探索一套完备的、统一的评估体系。在必要的情况下，可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有效解决ESG信息披露时效性差、定量信息少、企业进行选择性披露、缺乏交叉验证等问题，从而帮助投资者进行信息采集和深度加工。（3）产品种类和资金来源推陈出新，ESG投资外延不断扩大。从海外经验看，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是全球ESG投资的中流砥柱，其有效地激发了资金端投资活力。尽管目前中国有关政策明确要“鼓励养老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开展绿色投资”，但相关市场规模仍较有限，且投资策略单一化，可选投资标的偏少。因此，未来应构建社保基金、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针对性地开发适宜的ESG投资产品，并考虑将ESG因子纳入相关资金的投资管理制度。同时，与泛ESG指数相挂钩的指数型产品投资具有方式简单、费用较低的特点，且指数投资具有稳定的长期收益，而目前国内市场被动型指数投资产品仍较少，故未来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4）ESG理念将引导企业改善经营行为，产生投资绩效以外的经济效应。投资者的责任投资理念能倒逼企业重视ESG指标。随着责任投资的普及，加之海外资金大量涌入，企业的ESG表现将成为投资者的主要决策依据，这能促进企业完善内部控制、主动披露ESG信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考验下，重视ESG理念的公司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发展韧性，这也促使企业提升社会责任意识。（5）ESG理念将催生资管机构新业态。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在投资决策中考虑ESG因素是对客户的信义义务，是履行受托责任的组成部分，故资管机构有义务对ESG投资进行探索并应用，以便为客户带来更稳健的投资收益。参照国际成熟市场经验，资管机构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将整合多种ESG投资方法和策略，并根据资产类别加以组合应用，同时也兼顾因子的本土化调整，同时加大对投资经理和分析师的ESG投资能力培训。此外，积极对标国外“积极股东”理念，重视投后建立与被投企业的沟通渠道，主动开展监督，与企业之间形成恰当的对话机制，既把企业打造成为信用品质良好的投资标的，又凭借较强的投研能力引导企业改善经营行为。[1]危平，舒浩.中国资本市场对绿色投资认可吗?——基于绿色基金的分析[J].财经研究，2018，（5）.[2]韩立岩，蔡立新，尹力博.中国证券市场的绿色激励：一个四因素模型[J].金融研究，2017，（1）.[3]杨新兰.以ESG投资策略推动资管业转型[J].中国金融，2020，（23）.[4]高宏霞，陈文星，孟樊俊.中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绩效归因的实证研究[J].甘肃金融，2018，（6）.[5]钱立华，方琦，鲁政委.碳中和下的银行保险业气候信息披露制度研究[J].西南金融，2021，（4）.[6]王怀明，郑阳.基金市场存在绿色偏好吗?——基于投资者异质性的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1，（1）.[7]屠光绍.ESG责任投资的理念与实践(上)[J].中国金融，2019，（1）.[8]金希恩.全球ESG投资发展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现代管理科学，2018，（9）.[9]郑丁灏.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之审思与重构[J].金融与经济，2021，（5）.
75802/16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