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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引导+产业招商——“合肥模式”和“苏州模式”的实践

作者:长三角观察 来源: 头条号 126402/18

殷林森 等2021-2022年近两年来,人民币募资最热闹的两个地方是合肥和苏州,合肥明确提出了“以政府基金为主导、以产业招商为导向”的投资方式,称之为独具特色的“合肥模式”。继合肥后提出“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政府投资基金”的“苏州模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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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林森 等

2021-2022年近两年来,人民币募资最热闹的两个地方是合肥和苏州,合肥明确提出了“以政府基金为主导、以产业招商为导向”的投资方式,称之为独具特色的“合肥模式”。继合肥后提出“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政府投资基金”的“苏州模式”,政府引导基金的助力效果卓有成效。梳理总结“合肥模式”和“苏州模式”,对助力和丰富上海股权投资市场,更好服务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创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以政府引导基金为投资基石,产生吸引社会资本的良好示范效果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行《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颁布《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有关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的文件精神已得到各地政府的积极关注,而合肥和苏州近两年在发挥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方面的效果得到了显著体现。

2022年初,合肥市政府设立总规模200亿元的引导母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合作设立各类专项基金,支持合肥科技创新发展。其中合肥蜀山区政府引导基金对外参股了6只基金,参股基金总规模169亿元,已对辖区内的20多家优质企业实施返投;合肥庐阳区依托庐阳科创集团平台嫁接社会资本,参与或组建的基金已包含长三角数字基金、合肥数字产业投资基金、庐阳天使基金等在内的12只基金,总规模突破50亿元……近一年来,合肥搭建了由财政出资和国有企业出资、总规模不少于3000亿元的政府性股权投资基金体系,通过参股赋能市县政府基金、市场化基金,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项目投资安徽。同样,以苏州国发创投、苏州产投集团为政府引导基金的母基金,迅速吸引社会资本,实现注册资本达180亿元,成为能“从企业初期成果转化的天使轮投资,到成长期、成熟期扶优扶强的不同轮次投资,的一整套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政府投资基金组合”。

政府引导基金发挥示范或担保作用,协同推进产业母基金建设的运作模式,有利于联动发挥对社会资本的吸附能力,打通政府引导基金与社会资本之间的联系,体现引导基金和社会协同支持产业的作用,从而形成基金丛林,凸显对重点产业链或产业生态的支持合力。


二、以高精尖的产业布局与发展规划招商产业资本的集聚,实现产业资本与高端产业的同频共振

在合肥和苏州,政府投资基金的定位是打造产业链,促进产业集群发展,采用股权投资的方式吸引大项目落地,针对战略主导产业及行业龙头企业,通过股权投资基金直接投资,实现产业重点突破和跨越发展。

合肥市以政府引导基金为投资基石,撬动社会资金、筹集巨大资金建立专项的产业引导基金,围绕当地产业生态,全国范围内寻找合适的潜力项目,然后重金投资有望成为巨头的企业,助其在合肥产业园安家落户,以此引来更多项目,聚齐产业上下游,最终这些企业形成一个个大的产业集群,实现整条产业链的发展与地区经济环境改善。

合肥布局新能源汽车、芯片、京东方、白色家电等构建完整产业链。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合肥已聚集规模以上企业超过300家,涵盖整车、关键零部件、应用等全产业链;在通信产业领域,合肥的云飞路集中了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全球首颗微纳量子卫星、全球首台光量子计算机、全球首条量子保密通信网络“京沪干线”等,被投资人称为“量子大道”;在政策上,合肥出台《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举措》,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对重点产业领域“卡脖子”技术清单,给予专项配套经费支持。合肥通过抢抓高尖端技术布局产业,形成覆盖完整产业链的产业布局,以此招商引进产业基金布局投资。

同样,苏州培育了一批高端制造业:纳米技术、光纤通信技术、优特钢铁、高端纺织等,均处于世界一流水平,而苏州工业园区的生物医药产业竞争力全国第一,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制造等领域全国领先。苏州以这一批高端制造业,推动政府出资200亿、各板块300亿元,吸引社会资本1500亿元以上,形成了资金总规模超2000亿元的产业创新集群发展基金,实现产业资金与高端产业同频共振、协同发展。

当然,在实际运作中,设立政府引导基金,需要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尤其是高精尖的产业布局定位,以此明确政府引导基金的目标和定位,再围绕政府投资基金的目标和定位,有针对性地设计政府投资基金运作和实施方案,以及相关配套政策。


三、以构建政府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及适时有序退出的股权基金发展的“生态圈”,形成股权基金的良性循环发展

“合肥模式”的流传,核心离不开国资引领的作用——即国有投资平台作为基石投资者。但投资入股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撬动引入战略投资者跟进参与长期投资,再通过资本市场定向增发、企业回购等形式有序退出并循环再投资,形成“国资引领—项目落地—股权退出—循环发展”的闭环“生态圈”,同样必不可少,是形成股权基金良性循环发展的制度保障。继“合肥模式”后,“苏州模式”在股权基金发展方面,也有完善的制度架构。

为了实现政府投资基金的可持续发展,苏州设立政府引导基金管理中心,负责建设政府引导基金数据库,收集、整理和利用各类被投资企业和项目、子基金管理人、社会出资人等信息,开展制度建设、风险控制和政策目标评估等工作,并出台《苏州市产业引导基金管理办法》,设置了科学的考评体系,对基金管理人、托管银行提出具体的风险控制要求,定期梳理、加强整合,制定回购、并购、上市等多元化退出方案。一整套完整的募资、投资和退出的方案,使一批以政府为导向的国有投资机构汇聚大量境内外资金,并涌现出一批独角兽企业得以在苏州落地生根,如:全球性生物制药企业“信诺维”、重卡自动驾驶公司“智加科技Plus”、智能语音交互技术公司“思必驰”、太阳能产品及服务提供商“RENOGY如果新能源”、芯片研发商“盛合晶微”等。

总之,以政府引导基金为基础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构建支持以高精尖的产业集聚与发展的政府引导、产业招商的产业基金发展模式,其根本目的是如何实现产业与资金的有机融合,推动金融资本精准引导和服务实体产业,技术、产业和项目仍然是重中之重。


(本文系2022年上海长三角科创产业金融服务协同创新中心课题阶段性成果。)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 殷林森

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 李 湛

(转载自《长三角观察》2022年第12月号(总第1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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