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专精特新”是2021年才出现的新概念，其实不是的。早在2011年7月,《中国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报告(2011)》新闻发布会上，朱宏任便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同年9月份，工信部在《十二五中小企业成长规划》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但这一概念并没有真正走进大众视野，直至2021年1月，在中共中央、银保监会、工信部密集出台了多部文件，点名要加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等相关政策的推动下，“专精特新”这一概念才逐渐活跃于大众视野中。

“专精特新”一词在诞生十年后被重新提及并迅速“升温”，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国家的政策推动。

在21年7月3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二季度会议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首次将“专精特新”和“补链强链”“卡脖子”联系在一起。

此举意味在何处？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2018年美国制裁中兴事件

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

6月7日，美国政府与中兴通讯达成协议，中兴需再次缴纳10亿美元罚金，并改组董事会，即可解除相关禁令。

7月14日，中兴再次向美国支付4亿保证金后，正式解禁。

在中兴事件爆发后，2018年4月19日，科技日报以《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为题，推出了一组由35篇报道组成的专栏，系统性地向公众介绍了我国在哪些核心、关键领域还受制于人。

2020年华为芯片断供事件

2020年8月，在一辆穿过海峡的货机上，装载着麒麟900芯片，只有1000万颗，却是台积电对华为最后的合作。

在这之前不久，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在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的38个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全面对华为封锁技术。因为一颗小小的芯片，华为被卡了脖子。

在美国“小院高墙”战略下，美国借助“实体清单”划定打击范围（小院），再限制特定产品进出口，严格划清边界（高墙），意图全面围猎中国高科技产业。

无论是18年6月的中兴处罚事件、还是20年5月的芯片“断供”事件，都是我国制造业在高科技领域的卡脖子事件。

“卡脖子”问题的本质是“技术垄断”，而“专精特新”的意义，就在于“具备或打破垄断话语权”。

一家典型的“专精特新”企业是日本“味之素”味精厂，它卡住了全球芯片企业的脖子，原因是味之素在制造味精时产生的副产物ABF，是一种用极高绝缘性的树脂类合成材料制造成的薄膜，目前全球芯片在制造过程中都使用ABF。ABF材料市场不大，技术门槛非常高，味之素公司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几乎没有替代产品。这就是“专精特新”的威力。

由此可见，“专精特新”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拥有各自的“独门绝技”，在产业链上具备一定的话语权，这有点类似于隐形冠军——它们大都是中间制造商，瞄准“缝隙市场”，在细分领域建立了竞争优势，甚至一定意义上具备了垄断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