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第20份中央一号文件。新京报记者注意到，今年文件在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装备等受文件多年关注的重点领域上提出了更细致的要求，相对于往年，文件也在部署要求上有了新的变化。

粮食生产：时隔10年 再启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粮食生产是“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头等大事。自2004年到2022年，我国粮食生产迎来了“十九连丰”，中央一号文件中对于粮食生产供给的部署，也在2023年走进了20个年头。回顾2004年，从新世纪第一份中央一号文件到2010年以前，文件中对于粮食产业部署的重点还在于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的建设。2010年以后，我国粮食生产更进一步聚焦到产粮大县。2016年起，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登陆一号文件。2021年开始至今，在连续三年的文件中明确了1.3万亿斤粮食产量的目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2009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开始推进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在此后三年间也要求全面实施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彼时，正处于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推进阶段，粮食继续增产的难度越来越大、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品种结构和生产布局矛盾突出、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下将长期存在。按照当时的规划目标，到2020年，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会达到1.1万亿斤以上。

而事实上，我国粮食生产增速已经远超预期。而从去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到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再次提到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增产的要求并未因为连年的丰收而松懈，这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在1.3万亿斤与真正的粮食产能天花板之间，还有更多探索的空间。

高标准农田：从增量到提质

“高标准农田”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里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那是2005年文件在部署生态重点工程建设时提出的：抓好防护林体系和农田林网建设，为建设高标准农田营造良好的生态屏障。在此后的18年间，关于高标准农田的建设部署在16份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特别是从2009年开始，至今已经连续十四年。

对比前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2023年的文件以“完成高标准农田新建和改造提升年度任务”代替了如往年一样的具体建设目标数字。据此前《人民日报》公开报道显示，2022年底我国已累计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2023年将新建4500万亩、改造提升3500万亩。同时相对于去年“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的区别部署，今年的文件进一步提出要“制定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实施方案”。

农机设备：进一步拓宽农机应用的范围

我国一号文件中对于农机的关注，最早是从农机补贴开始的。那是21世纪以来的第一份文件，在2004年，提出“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民个人、农场职工、农机专业户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服务组织购置和更新大型农机具给予一定补贴。”此后近二十年时间，文件从注重“发展农业机械化、改善农机装备结构”（2007）、到“不断拓展农机作业领域”（2012）、再到“提升农机核心零部件自主研发能力”（2017）。到最近几年，我国农业生产机械化全面提升，以北斗、5G等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智能农机装备进军生产一线，加装北斗卫星导航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超过60万台。

今年的一号文件聚焦先进农机研发推广，也是继2022年后，连续第二年关注到丘陵山区适用的小型机械和园艺机械，试图拓宽农机应用的范围。此外，文件还提到支持北斗智能监测终端及辅助驾驶系统集成应用，这也是北斗系统首次进入中央一号文件。

设施农业：走向戈壁、沙漠、更远的地方

十五年前，设施农业在中央一号文件中的第一次露面就“自带门槛”——200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发展设施农业和精细农业”。此后这些年中，“设施农业”虽是文件的“常客”但也并非年年都在文件中“登场”，只不过每次露面都带着惊喜。如在2012年，文件提出加强设施农业装备与技术示范基地建设、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到了2014年，文件要求推进以设施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为重点的新兴产业技术研发。在去年的一号文件中，已经为“设施农业”设立了单独的小章节，文件提到要加快发展设施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塑料大棚、日光温室、连栋温室等设施。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实施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在部署粮食、蔬菜、畜禽等领域设施发展的同时，文件还将眼光瞄向了曾经难以企及的方向——在保护生态和不增加用水总量前提下，探索科学利用戈壁、沙漠等发展设施农业。从前“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发展的设施农业，已经逐渐走向了更远的地方。

县域发展：从“疏解目的地”到“产业出发地”

一号文件中对于县域的关注，也体现着我国城镇化的过程。文件最早一次关注县域发展，可追溯到近二十年前。2004年，“县域经济”一词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但并没成为当年的重点内容，文件中只说“小城镇建设要同壮大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移民搬迁结合起来”。

直到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县域”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件当中。新京报记者注意到，特别是最近五年，文件对于县域部署，覆盖到人才队伍建设、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方面面。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2022年，文件对于县域的关注进一步聚焦，要求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要求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在产业布局上，在支持大中城市疏解产业向县域延伸的同时，还提出支持国家级高新区、经开区、农高区托管联办县域产业园区。这或许意味着，县域正在完成从“疏解目的地”到“产业出发地”的转变。

人居环境整治：由“外”向“内”延续厕改重点

我国从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要求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近些年来，对于人居环境的关注，也体现在从2014年到2023年间的十份中央一号文件里。起初，这部分内容的重点在于解决农民在饮水、行路、用电和燃料等方面的困难，随后逐渐转移垃圾和污水的治理方面。2018年开始，文件明确人居环境整治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并开始实施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到了2019年，厕所革命成为乡村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

从2019到2023年五份一号文件中，关于厕所革命的部署经历了从分类推进、因地制宜选择改厕模式，到关注干旱、寒冷地区改厕适用技术，再到今年，巩固农村户厕问题摸排整改成果，引导农民开展户内改厕。我国厕所革命开始由“外”走向了“内”。

此外，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延续2022年部署内容，并提及农村户厕、公厕改造建设的同时，还进一步要求加大村庄公共空间整治力度、推进厕所粪污、易腐烂垃圾、有机废弃物就近就地资源化利用。

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编辑 唐峥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