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人的聚集

对比2010年、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主要行业门类就业人口比重的变化，我们总结出九座城市就业人口比重增长排名前五的行业（图一）与减少的行业（图二）。

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一产劳动力不断向二、三产转移。从“农林牧渔业”来看，各城就业人口比重明显减少，减少得最多的是重庆（-34.43%）、成都（-19.38%）和武汉（-15.85）。下降比例高是因为基数大，到2020年重庆和成都人口城镇化率依旧是九城中的*水平，分别为69.46%和78.77%。

“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除重庆还在增加（2.62%），其余八座城市都是流出。深圳、苏州、上海、杭州都达到两位数的减少速度，成都减少幅度最小，只减少2.77%。这种变化与沿海地区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东部地区去产能、机器换人等整体形势吻合。

每座城市的劳动力都在向三产聚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几乎都在增加，控制了人口规模的北京和上海稍有例外。其中，成都和重庆“住宿和餐饮业”就业人口增加比例排进各自前五，人的聚集与两地社消零结构特征保持一致。

2020年，重庆社消零总额首破万亿，成都站稳8000亿，对于两城而言，“吃”是消费的一大特点。这一年，成渝仅“餐饮”一项消费量占社消零总额比例分别达到13.85%、14.93%。同一时期，上海住宿+餐饮销售总额仅占比7.40%，汽车销售则是支撑上海社消零增长的主力军，占比12%。所以成渝两地总额虽高，但主要靠的是“人口数量红利”，“人均社消零”指标在九城中垫底。

值得关注的两个行业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就业人口增加比重数据来看，北上深和杭州在这两个行业已经储备了大量人才；而尤为值得警惕的是重庆，其在这两个行业的人口增加比例并没有排进当地前五。

02 钱的流向

梳理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2018年度）各城市“法人单位”表现，从各行业门类中企业（注：特指“法人单位”，下同）分布数量，也可以观察企业聚集特点。

从八座城市（武汉数据未披露）企业分布情况看，“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容纳企业数最多的两大行业，可比性较小。排除这两大行业后，往下统计各城市企业数量聚集程度最高的三个行业：

比较各城市企业分布比例，“制造、科研、信息”三个行业出现频次较高，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四座城市的企业，在这几个行业的聚集程度都能排进前三。作为我国的“文化中心”，北京“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企业也比较多；重庆“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和“住宿和餐饮业”两个行业的企业数量比较突出；苏州和成都企业聚集程度比较突出的是“建筑业”。

不过，细看各城市分项数据，以上行业分布企业的*数量出现较大差距。比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成都有2.24万家，只有北京的14.5%；又比如“制造业”企业，苏州有13.58万家，杭州、重庆只有5万家左右；还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北京、深圳、广州以7.7万家、6.43万家、5.81万家排名前三，其他城市还是2万家左右的量级。

03 创新布局

目前，仅成都、深圳、苏州公布2021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详情，梳理对比三地R&D经费投入规模、强度与聚集程度，可以测度地方科技创新能力。

从三座城市R&D经费总额和投入强度来看，总量上成都与深圳差距超千亿。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与GDP一同飞跃，2017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900亿，2018年首次超过1000亿元，2020年超过1300亿，2021年为1682.15亿元，占GDP比重首次突破5%，居国内大中城市前列。

具体到细分行业，据深圳和成都细节数据披露，2021年，深圳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上就投入934.87亿元科研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55.58%。成都在这一行业上的投入金额仅为35.74亿元，占比也只有5.66%。

不断加大投入，是深圳制造业持续创新并保持*的密码。深圳曾在全国率先以立法形式确立每年不低于30%的市级科技研发资金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资金的长效机制。2021年，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超过64亿元，远高于30%的比例。

不只是强度、力度亮点，深圳R&D投入产业集中度也高。数据显示，深圳、苏州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分别为74.95%、87.37%。

04 新赛道切换

“再上一万亿”目标在前，城市经济急需找到新动能。产业高端与高端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塔尖城市”都在瞄准的重点赛道，城市间的竞争已经白热化。

以人工智能为例，通过启信宝企业新增注册数据和智联招聘求职/岗位数据，可以看到各城在这一热门赛道上的市场吸引力、人才号召力。

在人工智能领域，无论研发、制造还是软件开发环节，广州都排在“塔尖城市”前列。细分来看，北京研发更强，深圳制造和软件开发都不错，上海研发和软件开发也表现优异。

再看“第二梯队”城市。苏州制造业强，人工智能也首先在苏州制造环节“开花”，2020年、2021年苏州制造业人工智能企业系注册量连续激增，过去五年苏州新增企业（涉及人工智能的制造业企业）总量排名第二。

杭州也是这样的走势，2020年突然发力，以每年5000家新增企业的速度，迅速充实人工智能软件开发环节实力，五年新注册企业（涉及人工智能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总量排名第四。

武汉企业“醒”得更晚。2021年在软件开发、制造两个环节的人工智能企业才突然增多。

除了企业、资本，还得吸引干事业的人才。

从岗位大数据来看，人工智能领域就业机会高度集中在北京和深圳。两座城市提供职位数占比（每个城市提供职位数量/全国职位总量）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占全国近1/4。

招聘需求旺盛，则吸才效应显著。反观武汉、重庆，人工智能企业提供职位数占比并不高，在“塔尖城市”中处于垫底水平。

对比“简历投递量占比”（每个城市的简历投递量/全国简历投递总量），8座城市简历投递量占比都高于提供职位数占比，其中北京、成都差值*，意味着岗位“供不应求”，求职竞争激烈。不过，结合两组数据来看，北京主要原因在于“求”者众多，成都更大可能则在于“供”者偏少。苏州是*简历投递量占比低于提供职位数占比的城市，显示对求职者吸引力相对较弱。

人才与产业就像“蛋和鸡”的关系，如果产业人才长期被固定在“低端”一档，就将阻碍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更高环节升级，难以形成新的增长点；若产业一直在中低端徘徊不前，也会对城市集聚人才、优化人才结构形成阻力。

眼下，“塔尖城市”间的竞争愈加激烈，制定“再上一万亿”的目标后，既需要环伺左右，靠创新与速度拼抢发展的资源要素；更需要脚踏实地，基于自身禀赋优化好那块高质量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