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日下午，一汽概念股全线大涨，许多一汽员工相互确认着一个说法：救星终于来了。

他们所说的救星是徐留平，长安汽车原董事长，八年把长安带进*梯队的功臣。一纸公告，他成了一汽集团的新掌门。

但这个救星，很快让一些人不愉快了。

01

从大哥到老四

徐留平接手时的一汽，看起来依然家大业大。

2016年，一汽集团的销量是314.8万辆，还实现了4303.8亿元的营业收入，160.1亿元的净利润。

但数字之下，公司的里子有些糟心。

314.8万的销量里，红旗、奔腾、夏利、森雅这些自主品牌只有22.95万辆，对集团的业绩贡献不到一成，红旗品牌全年销量甚至只有4800辆。

真正出大力的，还是旗下奥迪、丰田卡罗拉、大众速腾、捷达、宝来、迈腾这些合资品牌。

与此对应，是长春市民的两句顺口溜，一句叫“一汽跑得快，全靠合资带”；另一句叫“红旗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不少人认为，一汽的下坡路是从2007年开始的。当年，其销量被上汽超越，从老大变成了老二。也是这一年，一个名叫徐建一的人，当上了一汽集团总经理。

徐建一跟一汽同岁，其父一汽前副厂长徐佐人，给他起了含义为“建设一汽”的名字。打小在一汽大院长大的徐建一，不管私下还是公开，都习惯用“咱们家的”来指代一汽。

从日后媒体披露的细节来看，一汽子弟徐建一，确实把一汽当成自己家的了。

那个时候的一汽，虽然被上汽超了，但日子还是很好过。

因为合资车在市场上称王称霸，只要拿到经销权，就等于拿到了印钞机。所以在手握一大把合资品牌的一汽，想办法拿经销合同的人要排大队。有的经销商还专门组建了工作组，常年扎在长春市跑关系，从财务到营销对口攻关，天天晚上“吃大饭”。

根据市民反映——“连酒店价格都给抬起来了。”

在一汽内部，相关公司的职工长期一月双薪，集团领导也从一汽的家属楼搬到了净月别墅区。后来中纪委的反腐纪录片里有个细节：徐建一把金条金表藏进茶叶罐，又埋到自家别墅院子里，起获的时候，罐子上还沾着泥。

三年后，从总经理到集团董事长，徐建一的职务升了，一汽的排名反倒降成了老三；2015年开年更被暴击，一汽的销量又被长安超了，成了老四。

乐坛大哥李宗盛有句歌词，“后面还有一班天才追赶”，在四大国有汽车集团这个圈子，一汽已经从被追赶，沦落到只能追赶别人了。

再折腾几回合，怕是要降级打民企联赛了。

徐建一就任总经理的时候，上汽的营收刚刚超过一汽，开会时，很有危机意识的他对干部们说：“老伙计们，我回来撑这个摊子，大家帮衬着点。”

十年后，上有地方政府呵护，中有合资品牌保驾，下有老兄老弟帮衬的一汽，彻底在四大国有汽车集团垫了底。

2015年，时年62岁的徐建一，刚刚出席完全国人大会议闭幕会，就在吉林代表团的驻地被直接带走。

在他落马时，吉林当地主要报纸，没有一家刊登相关消息。

但这位一汽子弟留下的烂摊子，却是怎么盖也盖不住：自主品牌一塌糊涂，合资品牌大放光彩但腐败丛生，管理岗位论资排辈，1800多个干部却正被调查。

02

我就是有点“野心”

徐留平赴任时，一汽刚刚度过*迷的两年。

对于一汽的状况，行业中人徐留平显然不止于“听说”，2015年1月它跌到“老四”，超越它的，正是徐留平掌舵的长安汽车。

在整个2014年里，行业见证了长安彻底的大爆发，它的自主品牌以76.9万台的销量，一举夺得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名，并在隔年成功突破百万大关，成为*进入百万阵营的自主品牌车企。

一汽从老大跌到老四，用了将近十年，而长安从涉足自主轿车品牌到爆发，恰好也是十年。后者的一大半时间，都在徐留平执掌之下。

2006年，在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干了18年的徐留平空降长安汽车，新掌门一到，长安人就发现，活开始变得难干了。

这一年徐留平42岁，正是睡得少干得多的年纪。他每天早上7点上班，晚上8点再在食堂吃个晚餐，除了出差，无一例外。

和新掌门同步保持“早7晚8”，还算不上什么难事。更大的痛苦，很快就降临到长安研发团队的头上。

中国汽车行业有三大魔咒：牌照、资金和研发技术。吉利当年条条碰壁，搞得李书福狼狈不堪。长安身为国有企业，在前两条上倒没太多烦恼，只是同样不知道怎么造车：长安过去造的是小面包，搞轿车没经验。

但徐留平却撂下了一句狠话：长安今后每一款产品，都绝不允许失败。

2006年的长安，正在开发自己的新轿车长安悦翔。为了让悦翔一炮而红，徐留平专门组了个团，把设计团队骨干都带到了瑞士日内瓦学习经验。

那期间，大家上了一天课，晚上人刚躺下，又被徐留平揪到了街上：

“不是让你们看异国夜景来了，都给我盯好了街上的车，回去每个人都交心得。”

悦翔最早的研发思路，是直接对标几个国内自主品牌产品。几番比较之后，团队判断悦翔的竞争力很不错，还没来得及报喜，徐留平就到了现场。指着墙角两台对标的国产车大发雷霆，要研究院立刻“把这两台破车开走”。

站在研发车间里，徐留平给所有团队成员训话：

“长安造的是全球战略车，同它打擂的车，当然得是世界上同类水平*的。不敢与高手过招，不如不做！

“既然做了，就要有信心挑战、甚至打败高手。标准定得低，要我们的产品还有什么用？”

据说，有好几个研发人员，当场掉下了眼泪。

从搞设计思路，到搞设计图、搞样车，长安的研究院环环挨批、逢会检讨，牵头研发的副院长李伟，被徐留平当众手指鼻子骂了好几次。好不容易熬到样车下线，徐留平又亲自试驾，测试各种路况下的各种性能，稍有问题就会告诉研发团队，然后开始新一轮的加班。

在长安，设计这一步有个外号“鬼门关”，因为徐留平的要求是“绝不能妥协、怜悯、仁慈”，尤其是主管领导必须“心狠手辣”，敢于否定再否定。

据说，有些产品甚至被否定了上百次。

对着媒体，徐留平解释过自己的苛刻无情：“我这个人就是有点野心，过于执着，这可能算是我的一个缺点。”

但也正是这个“缺点”，催着长安汽车一路狂飙。在2001年，它的年销量只有20万辆，到2014年，长安汽车全年实现销量254.4万辆，累计出货1000万辆，成为*家销量达到“千万级”的中国汽车品牌，并在2016年实现了306.34万辆的销量*。

徐留平告别的2017年，更变成了长安的产品大年，3月份上市的旗舰SUV CS95，全新的CS55、轿车睿骋CC，MPV凌轩四款全新车型，当年，一共有十余款车型连续上市。

产品线的兵强马壮，也是徐留平给长安的临别礼。

03

风暴来了

面对积弊成山的一汽，徐留平的“野心”只能暂时往后排。

8月初，一汽集团的高管和人事部门都得到了通知：进行组织结构和人事制度改革。改革的范围没有限制，不仅包括所有内部岗位，也包括外部供应链。

在国企，类似的改革很多，有始无终的也不乏其数，但徐留平拿出的改革节奏却被拉得极紧：一个月摸底，两个月出方案，三个月实施完成。

真实速度，比计划还快。

只用了一个半月，集团就宣布了改革方案：28个部门的一把手先下岗，参加*轮面试，通过的等待定岗，通不过的要么降职，要么内退离岗。

为了避免外界干扰，所有人从离开原有岗位到参加竞聘，再到重新定岗，基本在一天内完成，以至于半夜都有人在徐留平办公室门口排队等着汇报工作。

如此压力下，不到一周时间，一汽就有十多位干部请辞，竞聘落选的部长和科长们直接变成了普通员工。过去论资排辈的晋升传统下，在一汽从新人到部长最短需要16年，但本场竞聘的部长，最年轻的入职只有9年。

一周之内，一汽集团从职能部门、研发板块到自主品牌工厂，近200位正副职干部、8000多名员工全部调整到位。

在整场调整中，受冲击*的是一汽技术中心。

这是一个有67年历史的部门。长久以来，技术中心多少有点不闻窗外事，埋头干技术的意思，研究成果很多，转化到市场的却很少。徐留平的办法很干脆：解散。

解散后的技术中心，变成了包括新能源、智能网联在内的四个集团直属研究院。研究院和品牌直接挂钩，形成事业部的独立作战单元。这种模式，也是民营车企日后的流行模式，效率更高，对市场的回应也更快。

在研究院成立后，徐留平给技术人员撂下了一句狠话：如果明年不能在新能源车上实现突破，三分之一的技术人员卷铺盖走人。

在梳理供应商体系的时候，徐留平对一汽丰田和一汽大众的零部件供应商提了个残暴的要求：必须支持自主开发，要么在现有的供货价基础上降价20%，要么退出一汽供应商系统，直接用上汽和东风的供应商替代。

那几天的主流财经媒体，简直像是坐在一个屋里开了选题会，几乎所有报道都离不开一个关键词——“一汽大换血”。

这场改革后的第四天，徐留平出现在红旗新H7发布会的现场，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到了现场，等着他对“大换血”做点回应。

但媒体却等来了另一个大消息：一汽集团将把红旗品牌打造成*豪华汽车品牌。

04

红旗高高飘扬

振兴红旗品牌，并不是一个新目标。在一汽内部，它已经被提了20多年。

在2006年之前的耿昭杰时代，重振红旗的方案，是用奥迪100为参照，从底盘到外形上全面模仿。这款俗称“小红旗”的车型主打平民市场，却从未受到市场认可，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被充当出租车使用。

2006年，继任者竺延风决定推动红旗车重返高端豪华车型。这一次量产的红旗HQ3看起来不错，实际上却是丰田Majesta的贴标车，让日本贴标车当“国车”，人民群众感情上又不接受。所以这款车先是改了个“红旗盛世”的名字，勉强对付到2010年，最后还是停了产。

2011年，红旗品牌的销量创造了纪录：2台。

在升任集团董事长之前，徐建一就开始推行“红旗复兴”项目，指向的同样是高端自主品牌定位。据说，当时在一汽内部还提了个响亮的口号：“不顾一切干自主”。

徐建一力推的“红旗复兴”项目，有很大的目标。

在内部，它被拆成了一个“三年两改观”的计划：到2010年，力争自主销量超过100万辆；到2012年，力争自主销量超过150万辆。

为了保障这个项目，从2008年到2012年，一汽累计投入研发费用223.4亿元，其中相当大的比例，被用于红旗品牌的研发。到2012年，一汽又宣布在“十二五”期间，将再投入105亿元，进一步花在红旗产品的研发与丰富上。

这个巨大的计划，最后变成了巨大的笑话。

2012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公车采购相关规定，提出优先自主品牌汽车。当时的一汽红旗，一度被市场广泛看好。在第二年，红旗也瞄准公务车市场发布了红旗H7，并在全国推出城市展厅“红馆”。

从传说中对标奥迪A6的红旗H7，到花了不少钱的“红馆”，事后都被证明是彻底的失败。红旗的销量在2012至2015年，连续四年分别卖出了138台、2984台、2721台、5044台。

这个成绩，客气的讲法叫“数据稳中有升”，稍微不客气一点，只能算自娱自乐。

2015年3月25日，徐建一落马十天后，一汽红旗H7 1.8T车型正式上市。对这个系列，一汽集团干脆选择了低调应对——不为它的上市举行任何活动。这在汽车行业内，实在是少见的怪事。

从1983年领导人提出“红旗牌子不能丢”，到红旗H7 1.8T默默无声的上市。“复兴红旗”喊了20多年，越是喊得响，效果越是差。2017年，红旗品牌的全部销量，只有4665辆。

现在，该轮到徐留平来振作它了。新H7发布会不久的2018年初，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品牌战略发布会上，他公布了红旗的销量目标——三年后干到10万+。

徐留平的底气，是用老字号的号召力，去把爱国情结和消费需求连在一起。

理论上，这个可能性讲得通。但折腾了几轮的红旗品牌，在消费者的心里，红旗在“高端豪华定位”上究竟能打几分，当时实在是谁都没底。

所以徐留平的口号喊得虽然很高，步子却踩得很轻很踏实：在他上任大半年后，红旗就迅速推出了售价14.58万起的红旗H5，一年后又投放了售价18万起的HS5。

作为老汽车人，徐留平这个选择显然有考虑：先用入门产品打下人气基础，再进一步用红旗的国字号背景和历史积淀开拓高端市场，去抓住国内市场消费升级的热情。

2018年，红旗的销量冲到了3.3万辆，无需曲线图，人人都看得出这个明显的拐点，一汽那些只热衷卖合资车的经销商，兴趣一下子就浓了起来。

徐留平的“野心”，在这个时候登场了。

2019年三季度红旗推出HS7，起步价格逼近30万，高配车型达到40万以上。第二年，红旗又推出旗舰车型H9，起步价比HS7还要高出3万。红旗品牌打法的全貌，一下子露了出来——先立标杆，再用高端品牌印象反过来拉动全局。

2019年，红旗的销量也冲破了10万辆大关。2020年，销量翻到了20万辆，2022年是31万辆，虽然没能完成徐留平定下的40万辆目标，却相对五年前增长了接近80倍。

05

再造一汽

2021年，一汽集团迎来了历史上业绩*的一个年份，它实现了7070亿元营收，480亿元利润。而在刚刚结束的2022年，在“缺芯贵电”的扰动，以及营收下降的背景下，一汽的利润不降反增到490亿元。

销量上，更是以320万辆的成绩，位列国内各大车企排行榜第二名，重新当回了“二哥”。

在汽车之家论坛上，有人讲：“五年，徐留平再造了一汽。”

在长安汽车时代，徐留平对自己的评价是“有点野心”，但在一汽，从他的规划上看，其野心，并不局限在“有点”的程度。

在创出业绩纪录的2021年，一汽发布了自己的“十四五计划”：到2025年，实现年销量650万辆，年收入超万亿元，年利润超680亿元，红旗品牌的销量，也要越过百万。

对新能源汽车，一汽同样是雄心壮志。

2023年1月8日的广州，一汽发布了红旗新能源品牌全球战略，徐留平的表态是：“红旗品牌将All in新能源，全域推动所有车型的电动化。”

更详细的目标是，到2025年，红旗品牌总销量达到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50万辆。到2030年，红旗品牌总销量突破15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销售主体。

这个目标，在过去的一年里已露踪迹。

尽管在2022年1到10月里，一汽红旗只卖出了2.39万辆新能源车，占比总销量不足11%。但到了12月，在一次讲话里，徐留平还是放了一句吓人的狠话：

除极个别特种产品之外，红旗将全部停止燃油车的开发，全面向电动化、智能化奋进。

这是徐留平为一汽展望的最远未来。不过，他无法亲手实现这个目标了。

据《工人日报》2月23日消息，中共中央决定，徐留平同志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

作为先后执掌两家大型车企的资深汽车人，徐留平这十几年里，完整见证了行业的变迁和机遇的重现，几年前，他曾经讲了一段话：

“汽车业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行当，你付出就能看到成绩的展现。但没有热爱，就做不好汽车；没有洞见，就看不到远方；没有谦卑，就服务不好消费者，有了这些，还要有勇气，放手一搏。”

比起曾经狂飙猛进的长安汽车、浴火重生的一汽集团，这段话，同样是他留给中国汽车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