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GC亚太区首席代表刘萌。（受访者供图/图）

ESG越来越火。鲜有人知的是，这个概念已经提出了将近二十年。

2004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 Global Compact，以下简称UNGC）首次提出ESG。在此之前五年，199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联合国时任秘书长安南提出了“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构想，号召企业“为全球市场带来人性化的面孔”。

2000年成立的UNGC现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组织，会员包括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2000家企业，其中中国企业近700家。UNGC呼吁企业承诺履行涵盖劳工、环境和反腐败领域的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包括消灭童工、鼓励开发和推广环境友好型技术等，并每年报告进展。

UNGC亚太区首席代表刘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ESG能被企业认可很不容易，因为企业其实更看重的是另外一个E——Economic（经济）。具有前瞻性的企业不仅要关注ESG，还要更好地融入全球贸易，成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出海到规章制度相对落后的欠发达地区，可遵守UNGC十项原则这项被联合国大会承认的共识。

目前，企业的ESG表现已为投资人看重，也有不少评价方法。不少第三方ESG评级机构将企业是否加入全球契约组织作为加分项，或是分析企业在UNGC披露的“进展情况通报”。但ESG的定义不明确不统一、方法缺乏透明度等问题让投资人困扰，甚至可能出现“漂绿”现象。

对于这些困扰，刘萌的建议是：“我如果是一个企业家，做好ESG、遵守全球契约十项原则是自己的事，本就应该做好。我相信这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道。大道至简。”

性别平等也是UNGC关注的重要议题，并有专门的培训项目。作为一名女性管理者，刘萌认为女性议题的横跨面很大，女性若不能在经济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得到充分的代表和赋能，很多目标将很难实现。

企业说出“两难处境”也挺好

南方周末：ESG概念由UNGC率先在2004年提出，从默默无闻到话题出圈，当下ESG是真的火了，还是依然停留在口号上？

刘萌：近几年的极端天气、大流行病等的确让公众意识到了ESG的重要性。中国也提出了双碳目标、高质量发展。

不过无论是ESG还是曾经CSR等其他类似概念，在某一个历史阶段火了，都很自然。无论什么概念火了，UNGC始终把握的主线有两条：促进企业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调动企业的力量推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提出ESG，但这个概念非常宽泛，企业落实ESG，重点是履行全球契约十项原则，这正是对ESG的阐释。

南方周末：成立伊始，全球契约就要求加入的企业强制披露“进展情况通报”（Communication on Progress），这些通报对外公开吗？

刘萌：完全公开。我们全球官网已有将近十万份报告，我们鼓励企业用各种语言发布，比如中国企业用中英文都可以。

很重要的一点是，企业加入了全球契约不意味一劳永逸，要有忧患意识。现在全球层面已有一万家企业因未及时通报或其他原因被组织除名劝退，淘汰率很高。2022年中国企业就有一百多家被除名。

南方周末：请举个例子，企业哪里做得不好而被劝退了？

刘萌：有的企业被监管部门或媒体曝光了，确实存在重大系统性风险和违规事实，我们会做调查，跟企业对话，了解相关情况。比如西门子行贿案曝光后，我们跟企业进行了沟通并劝退。企业整改后，又重新加入了组织，还启动了廉政倡议，面向全世界促进企业廉洁和反腐败。

南方周末：有的企业声称自己很“绿”，但并没有做到，称为“漂绿”（green washing）。你也曾提过要防止、杜绝“漂绿”，如何去做？

刘萌：我们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验证、考察企业。企业的“进展情况通报”放在我们的平台上，就会有媒体、投资者、NGO去看。不定期会有NGO等跟我们投诉企业某个具体的问题，我们组织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成他们之间的对话。毕竟我们不是媒体或者法官，也没有执法权。

当然，我们的大前提是，首先排除了一些领域（的企业）加入，比如营收来源于有争议武器业务、烟草加工的企业。

南方周末：不少研究发现，企业往往在年报、CSR、ESG中“报喜不报忧”，例如对政府处罚信息披露不足。在你们的平台上，是否也类似？

刘萌：以前我们建议企业报告best practice（最佳实践）案例，现在我们会鼓励或者有意地朝dilemma（两难）方向编写案例。有的时候企业并没有perfect solution（完美的解决方案），讲出来这种两难处境，也挺好。

此外，接下来我们有一个重大的改革，不要求企业每年提供报告，而是填写问卷。

南方周末：为什么把企业的自我陈述，改成填写问卷形式？

刘萌：一是提高公信力。首先你确实要做，做了之后，自己再宣传，像是自卖自夸。到第三方平台上展示，公信力就不一样。中国企业可以使用国际语言，用好全球契约这个平台。

二是促进企业实质性的转变。企业自我承诺半天，真正有效的改变在哪里？企业每年都差不多，或者没有提供有意义的进展，我们为什么要接受你搭便车呢。我们不要求企业花很大价钱把报告设计得特别美——很多企业确实在那么做，只是把设计做得很漂亮而没有实质行动，我认为是浪费资源，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有一个报告的基本框架，即便20个人的小型企业参照框架也可以写得很好。

改为填写问卷后，既是问卷，又是提醒。有些企业不知道完善可持续发展管理该怎么做，问卷指引的方向就提供了思路。

南方周末：变成结构性的问卷之后的话，企业的自说自话应该会减少？

刘萌：对，比如问卷中有项得分特别低，企业自己会改进。如果企业不知道怎么做，可以参加我们的加速器项目，获得免费培训。

南方周末：之前的“进展情况通报”对于负面信息没有强制披露，之后的结构性问卷中会作出要求吗？

刘萌：我们的问卷已经有了雏形。问卷填好后，每一家企业回答的结果是完全公开还是部分公开，还待定。事实上，全球契约更像“君子协定”，我们不能评判好坏。企业真的违反了承诺，我们会积极引导，可能会私下沟通，促进企业与受损伤的相关方沟通。

企业内部领衔编写更有利于将ESG嵌入企业内核

南方周末：目前有很多第三方评价机构评述企业的ESG表现，第三方评价比企业自我声明更好吗？

刘萌：第三方评价的确是一个大的产业，我们的政策包括结构性问卷的出台，可能会波及一些他们的利益。

我如果是一个企业家，做好ESG、遵守全球契约十项原则是自己的事，本就应该做好。我相信这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道。大道至简。

ESG等报告，我会让内部同事去写，因为这涉及企业的核心战略和运营的方方面面，里面有很多关键性数据，关键部门的负责人、员工也应该有这种主人翁意识。

所以ESG管理需要内部化。企业的重要部门你为什么不外包？企业自身是第一责任人，把它外包了，说明你还不够重视，没当成企业的战略，只是公关的手段。

南方周末：有的企业将ESG等业务放在副总裁级别管理，甚至有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

刘萌：有些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将这块工作放在董事长办公室、董事会或办公厅里，比如国家开发银行的相关部门就放在董事会办公室。我认为这体现了企业对ESG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是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水平的实质性举措。

也注意到有很多企业将其放在市场营销、公关部门。这说明“绿不绿”这件事情，企业还是觉得是公关事情——把报告写漂亮了，捐点钱做点公益，评个奖出点名。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

现在外部各种评级、评奖很多，如果不是基于实证，恐会扰乱市场秩序。这会让企业觉得一方面可以持续污染，另一方面可以用某些奖来应对。这些企业需要转变思维：与其花很大经费危机公关，不如前期就将经费投入到ESG、可持续发展，防患于未然。

南方周末：所以，作为ESG的首次提出者，你们对于评级评奖并没有很在意。进而言之，企业如果把ESG作为公司内部事务，对于当下第三方机构ESG定义不明确不统一、方法缺乏透明度等问题，就不用太在意了。

刘萌：对。其实你做得好不好，不需要靠别人来说。对于政府监管，按照要求去做就好了。相较于外部的评级评奖，我觉得企业加入一些国际性的倡议会更有帮助，比如在气候变化方面加入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因为SBTi有一套方法学，有公信力，更容易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同行、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的认可，从而避免漂绿，构建高质量的ESG管理。（SBTi的简介参见文末备注）

南方周末：2月，你们和波士顿咨询共同发布的报告提到，中国内地加入SBTi的企业相对较少，因为大部分中国企业仍处于快速扩产阶段。怎样推进企业在扩产的同时也设定科学碳目标，自我减排？

刘萌：企业有它的发展阶段，有的企业还没意识到减排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大量企业已经意识到了，但不知道怎么做，更别说对接国际资源。所以能加入SBTi的企业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

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后，还有很多跟进的政策，企业首先需要了解这些政策，制定路线图。全球契约组织开发了一系列企业碳中和路径图和工具方法，这些都是公共产品，报告可免费下载。企业还可以加入气候雄心企业加速器（Climate Ambition Accelerator, CAA），这是免费提供给我们成员企业的能力建设项目，帮助企业了解气候变化领域的关键知识，制定科学碳目标。

纯粹赚钱的企业不可能做成百年老店

南方周末：你平时接触到不少投资人，他们真的在意企业的ESG表现吗？

刘萌：我觉得会在意，他们其实特别想了解、特别想对话。只是现在发愁找不到好的数据。

推动更多的投资机构关注ESG，这是第一步。所以联合国发起制定了负责任投资原则（Principle of Responsible Investment，PRI）。最近几年，加入PRI的中国资管机构越来越多了。

南方周末：你说投资人担心数据问题，现在有一个趋势，因为评级过程缺乏透明度，资管机构不再向ESG综合评级结果靠拢，而是向基础数据靠拢。

刘萌：我比较担心出于善意的ESG评级演进成为“绑架”企业的恶性竞争，从而丧失公信力。导致以下局面：评级分数高了投资人和相关方不一定觉得企业真的做得好，如果分数特别低，投资人觉得企业可能有什么重大问题。这样会不会导致通过给企业ESG评级降低来“收买”企业？

如何避免ESG评级本身沦为一种商品？关键在于：无论是作为裁判员的评级机构，还是作为运动员的企业，均应当基于世界公认的“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来对待ESG。

南方周末：你曾经说过，企业社会责任不是看企业如何花钱，而是看企业如何负责任地挣钱。能否列举一些负责任挣钱的案例？

刘萌：我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很多企业只看利润，为了引起这类企业的重视。但我现在要强调的是企业的社会价值——这个社会有没有这家企业，有什么区别？有了你，社会是不是更好，哪怕只是更好了一点点？现在的年轻人，我相信他们也更注重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我认为一个纯粹为了赚钱的企业不可能做成百年老店。百年基业长青，还是要看你创造多少社会价值。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企业怎么会赚不到钱？企业的领导者有这样的意识很重要。

盈利过程中如果企业负责任，就涉及保护员工、环境的议题等，你采纳了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就可以更好地防范风险。否则可能一时发展得很好，风险来临突然倒塌，比如雷曼兄弟、三鹿。

我们曾经跟踪过全球100家公司的市值，叫做GC100，他们的十项契约原则做得比较好，高于平均值，财务表现也更好。

南方周末：在亚太地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契约组织会员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这六百多家中国会员企业以大企业为主吗？

刘萌：并不是大家感觉的那样，大企业更愿意加入。我们的中国会员中，大企业占40%，小企业占60%，全球的经验也是这样。的确，大企业加入一点不稀奇。怎么让中小企业加入，我们有专门的“中小企业战略”。精准了解企业的诉求和困难，为之赋能。

目前驱动中小企业加入我们的渠道，一种是跨国公司的供应商；一种本来就是社会型企业——为了解决一些社会问题而创立，它的创始人就有这意识；第三，我们通过高校和商学院授课和研究，加入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培育下一代的创业者。

女性议题的横跨面很大

南方周末：全球契约组织面向企业界发布了“赋权予女性原则”（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这个原则是一个问卷，其中的问题非常详实具体，看上去简单又困难，比如提供清洁安全的母婴室。如何推动更多的企业承诺并行动？

刘萌：我们一方面和联合国妇女署合作，在他们的会议活动上宣传。最主要方式是通过“性别平等目标企业加速器”项目培训，通过性别差距绩效分析、能力建设讲习班等提升企业的妇女权益。

此前我们谈过，今后全球契约组织的会员企业不交报告了，改答问卷了，问卷里我们会引导企业回答性别平等的议题。

南方周末：你们有一个气候雄心企业加速器，为什么针对女性议题再做一个加速器项目？

刘萌：我前面说过，希望促进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再通过企业的力量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实现。SDGs第五条就是“性别平等”，女性议题的横跨面很大，跟SDGs的其他目标都有关系。女性如果不能在经济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得到充分的代表和赋能，很多目标很难实现。

如果女性得到和男性同样的权益，世界一定会更和平。但是联合国报告《2022年性别概况》警告，按照目前的进展速度，填补法律保护的空白和取缔歧视性法律将需要286年。此外，实现女性在工作场所领导职位上的平等代表权需要140年。新冠疫情、暴力冲突和气候变化等更是阻碍了进展。

联合国内部也在朝性别平等的目标前进，有望提前完成。

南方周末：目前联合国领导层的性别平等情况是怎样的？

刘萌：2022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提到联合国已经提前两年实现了高级领导层的性别平等。在秘书处，专业类别及以上的女性比例已从2017年的37%增加到42%以上。按照目前的进展速度，预计秘书处将在2027年实现性别平等。

备注：科学碳目标（SBTi）由CDP、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WWF等国际组织共同发起。设定科学碳目标企业的所有市值已达到全球企业市值35%。SBTi强调净零概念，要求企业能够自己减少90%碳排，剩下的10%通过购买碳汇等手段抵消。对于中小企业，绝对减排挑战大，也可以选择强度目标。2023年2月22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 Global Compact）发布报告《企业“碳中和”目标设定、行动及全球合作——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加速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为报告的知识合作伙伴。截至2022年10月12日，全球已有3821家企业加入科学碳目标倡议，其中1399家企业作出了明确的净零承诺。中国内地有71家企业承诺通过科学碳目标倡议设定减排目标，另有8家企业和24家中小企业的科学碳目标已得到批准。

南方周末记者 汪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