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卓 越「中国人民保险集团」

1976年，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在乡下遇到了一名制作竹凳的赤贫妇女。在高利贷的盘剥下，这名妇女每天只能挣取微薄的收入，丝毫看不到摆脱贫困的希望。于是尤努斯拿出了27美元，把这笔钱分别借给了42位村民，希望他们能借助这笔钱摆脱高利贷的恶性循环。1983年，在尤努斯的努力下，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正式成立，其主要业务就是为贫困人口提供小额贷款业务。2006年，因为“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努力，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格莱珉银行模式也成为普惠金融的典型模式，被世界各国所探讨和学习。

普惠金融的概念由联合国在2005年正式提出，它的基本原则是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特别针对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从狭义上讲，普惠金融主要指的就是为弱势人群提供的银行信贷。从广义上讲，则指的是扩大保险、银行、证券等各种金融工具的服务范围，让所有人都能以合适的价格、有尊严地享受各类金融服务。其中，普惠保险以其特有的互助共济、扶危济困的特点，对于增进人民福祉可以发挥独到作用，成为普惠金融的重要环节。

普惠保险具有普适、精准、增信、连接等比较优势，其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普惠保险可以通过自身的风险补偿机制，为农民、老年人、慢病人群、新市民群体等相对弱势的群体提供适宜的保险产品，弥补这类人群的风险保障缺口，提升他们的风险韧性，降低他们因为疾病、意外等风险事件陷入贫困的概率，也为他们参与更多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支撑和底气。另一方面，需要普惠金融的人群往往因为收入较低而缺乏信用和相应的抵押资产，融资需求在传统模式下很难得到满足，这就导致了普惠金融服务供需不匹配的问题。普惠保险可以通过担保和杠杆作用，与信贷结合，为需要普惠金融的人群提供增信服务，打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的普惠金融服务能够触达最需要它们的群体。

在实践中，中国人保一方面发挥保险保障优势，针对农民开发收入保险、成本保险、指数保险等多种产品，不断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保障农民收入水平；针对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定制开发意外险、健康险、第三者责任险等产品，填补了传统社会保障难以覆盖的空白领域；针对老年人、慢病人群等，积极开发针对性的保险产品，为更多弱势群体提供具体可及的保障服务。另一方面，积极发挥政府、企业、银行等多个主体之间的连接作用，作为全国首批开启“政银保”模式的保险企业，通过小额助贷险等险种，积极服务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融资需求。

目前，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和国有大型保险企业的积极参与下，我国普惠保险的供给水平已经有了较大提升。但很多群众对保险的作用认知不够充分，需求动力不足。同时，保险企业在数据获取和挖掘方面的能力有待提升，制约了精准定价和多样化的产品开发；对风险过程的管控能力不足，也导致理赔成本提高，可持续性受到挑战。我认为，要想让普惠保险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保险公司首先应提升产品开发能力，充分考量弱势群体的经济承受能力，挖掘其对风险保障的实际需求，充分整合各方数据资源，推出更多具有特色的、兼有多种属性或增值服务的普惠保险产品。其次应深化科技赋能，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参与投保主体的风险过程管理，降低理赔成本，提高可持续性。最后应拓宽宣传营销渠道，与银行、电信运营商、健康服务提供商和互联网公司等建立合作关系，提高保险产品和服务的触达性和认知度，激发普惠保险的需求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