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财经新势力#

改开至今45年，我国财政几乎年年在透支：除4个年份有盈余外，其余无不赤字，而且规模在扩大。

一个国家没有财政盈余，如若一个家庭每年要靠借债度日。

国家有数以亿计的社会民众在撑持，这才有了连年举债发债透支赤字的社会基础，不比家庭更直接地感到经济拮据带来的生存压力。

然而，借钱会上瘾，雪球越滚越大，最终会反噬。纵若国家有透支的社会民众基础，一旦突破临界点，放大效应形成的危害，莫不大焉。

不论是为了刺激经济还是其他，过了应有的度，其弊不可不戒。

本来透支本身没有问题，社会建设，经济发展，必要的财政透支有且可以、有且必要。但是，要有事先完整的规划，及时结欠，做到财政动态平衡，这才是财政应有的状态和财政发挥国计民生作用应有的机制设计。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对于一个有着庞大人口规模和经济社会建设任务的国家而言，要长治久安，尤需如此。

不能靠一味透支去谋未来。

但是，如果年年赤字透支，额度又年年递增，既不能及时还清欠款，又要以续贷加码经济增长，维持就业，最终债台高筑，需要以新账还旧账，雪球滚下去，就是问题了。

有人说，这是我国财政的属性发生了本质改变导致的：由曾经的平衡财政向功能财政产生了蜕变。因此，财政赤字是经济发展的附属物，是现代经济的普遍特征。

西方的做法经验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借鉴，但不能一直借鉴且形成“上瘾”，西方的经济危机动辄触发并冲击全球，是对我们最好的警戒。我们需要合理地借鉴人家的“杠杆”做法撬动经济，但对于杠杆的运用则需要有自我的洞察和“约束”，以趋利避害。

那么，拿财政赤字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普遍特征这种说法说事，不是坏就是蠢，是用违背常识的悖论来诱导社会，为“资本化”的过度倾向站台。

发债、财政赤字是在经济周期的前期运用及发挥作用的工具，可以带来正向的经济社会效应。

当经济步入下行周期，宏观政策不能有步骤地采取稳步收敛措施，以踏准发展节拍，按规律办事，避免过多的刺激带来经济社会修复效应失去作用，继续财政政策加码加力，则赤字势头将长期存续并形成惯性依赖。

特别是，我们国家几十年来城市化，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政策”带来的城市经济，为了保持必需的经济增长，稳住就业，需要财政靠前就位，发挥作用，这恰恰是无形之中将财政慢慢货币化了。

财政货币化的讨论几年前就揭幕被否定了，这种原则性的问题按说是羞于启口不能用的。但是，谬论登台，恰恰一定程度反映了财政的窘况状态。

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推出实施，那时刚刚实现经济软着陆的中国，面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外贸境况极度惨淡，内部遭遇1998年百年一遇特大洪水，内外交困，经济低迷。刚刚成立的新一届政府，面对经济增长8%以上的目标和国企三年脱困任务的压力，几经研讨，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改十五大确立的适度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实现五年内消除480亿财政赤字的目标成议，实施扩大内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领中国经济走出困境。

为了避免引起议论，改扩张性财政政策为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力的领域是当时尚未开发、存在巨大潜力并能实现回报的铁路、公路、水利、农村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既没有在财政已到拮据地步下实施减税降费，又没有通过对一般工业追加投资，避免刚刚压下来的重复建设再次抬头，导致产能过剩。

通过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要素的流动和生产提供基础支撑，成功带领中国走出新一轮的经济腾飞，这一周期表现于1998—2008这十年。

至今，我们依然在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更大规模的财政扩张，在经济不断低迷的今天，财政不断透支对未来的代际伤害和压力传导不能不引起重视。

我们不能一味为了拉动经济，置未来于不顾，让全社会背负巨大的欠账，未来我们就没有财政赤字的基础了。功能财政有它的适用时机，就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撬动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通过一定力度的发债，刺激投资，可以带动更多的税收，增加财政收入。

但在后续一定要慢慢收缩，逐步回到财政平衡并有盈余的财政状态。这才是财政应有的实施法则和艺术。财政政策也好，宏观举措也好，现代经济范式需要讲究收放的平衡，换来整个经济社会的平衡，在刺激拉动和休养生息之间有序轮动转换，让经济社会这个发动机可以有条不紊持续地运转下去。

否则，赤字不断，寅吃卯粮，继续下去只会加重未来及子孙后代负担。我们到了该适可而止，避免不必要的经济财政刺激带来的财力耗损时候了，加快量入为出，略有盈余的财政顶层设计为国之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