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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是这些城市和企业?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香港长期以金融、贸易、专业服务、旅游为支柱产业。高端服务业有了世界竞争力,但如今香港工业几乎不复存在,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最高点的20%以上降为1%左右,而互联网等信息科技产业也付之阙如。如今,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考虑到地缘、国际环境、全球化形势的变化,香港正在力推“再工业化”,重塑新增长极。由于制造业式微,这一次的“再工业化”,并非将传统工业重新请到台前,而是聚焦于“创科”,以科技创新助推高新产业的形成。香港的优势在于,拥有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代表的5所世界百强大学和众多科研机构,再加上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以及国际金融中心的助力,再工业化并非没有可能。然而,任何城市的再工业化都不可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离不开一系列先进产业集群和大型科技企业的助力。这一次香港访问团聚焦的四大城市,恰恰是“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的主要成员,这一走廊与硅谷101公路、波士顿128公路,形成全球最重要的创新带。广深港、广珠澳科创走廊 图源:广东国土空间2035规划而一水之隔的深圳,恰恰就是与香港互补性最强的兄弟城市。深圳,不仅是新晋的工业第一大市,工业增加值首次超过上海位列全国首位,也是仅次于京沪的数字经济第三城。概而言之,深圳是少有的集硬科技与软科技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在先进制造业和数字经济两大主流赛道上处于领跑状态。这一次香港访问团参访的比亚迪、腾讯、华为、大疆等企业,无一不是所在领域的龙头,在行业内外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然而,作为全国创新型城市,深圳高等教育与经济实力严重不相匹配,偌大的城市有且只有1所双一流大学,在校大学生数量仅有北上广等城市的1/10左右。正因为这一点,深圳创新的重担几乎全部都落在了企业身上,尤其是大型科技企业。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开的PCT国际专利申请数据,在TOP50企业中,中国企业共有12家,而深圳一地就占了7家,包括香港访问团参访的华为、腾讯、大疆等企业。另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2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榜单,来自深圳的华为、腾讯分别位列全国第一和第三,体现了强大的创新实力。就此而言,在科创上,深港存在较大的互补空间,携手共进,助力大湾区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科创高地。02
谁是中国第一创新重镇?港深互动的背后,折射的是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受关注的科创高地。衡量一个地区的科创地位,一看国家定位及国际排名,二看创新强度。在我国,国家中心城市这一概念都不陌生,作为国家城镇体系的金字塔尖城市,承担起“居于国家战略要津、肩负国家使命、引领区域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代表国家形象”的重要角色。与之相对应,处于我国科创体系的金字塔的,是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一个着眼于基础科学,一个聚焦于科技创新,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力量。目前,全国已形成5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3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及3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其中,只有北京、上海、大湾区,拿下了真正集国家与国际影响力为一体的的“双中心”。与之对比,合肥只拿下了国家科学中心,成渝、武汉只拿下了国家科技创新中心。西安虽然也拿下“双中心”,但科技创新中心是“全国影响力”这一级别,与“京沪湾”的“国际影响力”在定位上有了一定区别。当然,定位是一回事,实际上能否担起这一重任,能取决于创新实力,研发投入及强度正是参考指标之一。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已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而处于研发第一梯队的是,同样是京津冀、大湾区和长三角等三大城市群。从研发投入来看,我国研发支出最高的10个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苏州、广州、杭州、成都、武汉、重庆、南京。研发投入只能说明规模之大,相比而言,研发强度(研发投入/GDP)更能衡量各地的创新强度、产业转型进程及综合科研能力。从研发强度来看,10强城市格局出现变动:北京、深圳、西安、上海、苏州、杭州、天津、南京、合肥、武汉。当然,由于资源禀赋不同,不同城市的创新主力大相径庭,有的来自企业,有的来自科研机构,有的来自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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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科创,有两个城市难以绕开,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深圳。无论从创新强度还是国家科创体、国际科技矩阵来看,“京沪湾”都是首屈一指的科创重镇,而北京和深圳作为各自的领头羊,肩负起各大区域乃至全国创新的重任。然而,北京是教育和科研大城,深圳是科技企业云集之地,这种基本面的不同,决定了两地的创新模式存在一定差异,但又有相辅相成之处。第一个不同是,北京研发投入主要靠大学及科研院所,深圳几乎全部来自于企业,其他城市多在两者之间。根据科技经费统计公报,北京2600多亿研发经费中,来自科研机构及高校的比重高达55%,为全国之最,企业占比为43%。与之对比,深圳1700多亿的研发经费中,94%来自于企业,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不仅如此,在深圳有“四个90%”之说: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来自于企业。第二个不同是,一个更多是战略导向式的创新,一个是基于市场需求和企业竞争的需要。北京,聚集了全国1/4左右的双一流大学、1/4左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1/5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以及全国一半以上的院士,科创资源之丰富、优势之大,可谓独一无二。正因为这一点,北京要肩负起重大领域的基础科学和科技创新,因此成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主场。与之对比,深圳无论是双一流大学还是科研院所都不多,创新的基本盘在于2万多家高新科技企业、数十家民营500强企业。企业创新,资金来源于自身,自然要受到市场规则的约束,而任何创新成果都必须直面市场的检验。换言之,企业的创新,不能陷入堆专利的泡沫,必须以问题到导向,以市场为依归,技术创新的成果如何转化落地,并且产生更强的共享创新效应,就成了关键。第三个不同是, 创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又不谋而合。一个侧重于从0-1的基础创新和源头创新,一个侧重于技术创新(1-10)和产业创新(10-N),但绝非泾渭分明。从0-1是最难的,面对的都是基于科技自立自强的卡脖子难题,显然不是一家企业或一两家科研机构所能承担,新型举国攻关体制就有了现实必要性。事实上,作为科创资源最发达的城市,北京也是基础研究投入最高的地区。数据显示,2021年,北京基础研究经费超过400亿元,占全国近1/4。与之对比,在深圳,大量科技企业的存在,让这一区域成了全国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最为丰富的区域。不过,随着产业日益深化,科技企业不断成长壮大,国际竞争愈发激烈,创新也越来越深入,从1-10乃至0-1的创新开始层出不穷。华为在5G领域的专利之多,腾讯在AI和VR/AR的储备之厚,都已触及最为核心的底层创新,且打通了从理论到技术再到应用的创新链条。如今,在深圳,基础研究经费也在保持高速增长。数据显示,2021年深圳基础研究经费122.02亿元,比上年增长67.4%,连续两年保持超高速增长,在京沪之后位居第三位。根据广东省规划,大湾区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明确以深圳为主阵地,以光明科学城、松山湖科学城、南沙科学城等为主要承载区。显然,深圳未来不仅是产业创新的高地,也有望成为源头创新的重要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