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张晓晶

关于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需要加以澄清，具体包括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不只是中国要解决的问题，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不是要平均存量财富、打压房地产，以及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不能伤害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这些提法的澄清，有利于财富积累工作的顺畅开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提“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实际上是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财富积累与财富分配的新要求：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凸显出财富积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因此财富分配也是躲不开、绕不过去的坎。“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甫一提出，社会上就有了各种讨论，特别是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不利于正确理解二十大报告精神，有必要做出一些梳理和澄清。

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不只是中国要解决的问题

二十大报告是在“完善分配制度”环节提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显然是针对中国当前的分配状况以及未来要实现的共同富裕目标而提出的。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化加速演进，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中国居民财富积累加快，分化也在加剧。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2022》显示：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5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0.712，随后有所缓和，降至2019年的0.697，但2020年疫情冲击下再度上升至0.705，2021年回落到0.701。最近的一项研究通过富豪榜数据补充部分缺失的高收入人群，所得财产基尼系数进一步提高，达到0.8左右。

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分配问题并不只存在于中国。事实上，关注分配以及与之相关的财富积累机制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时代之题”。皮凯蒂领衔的《世界不平等报告2022》显示：当前全球收入与财富差距问题非常严重，其不平等程度甚至与20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的巅峰时期相当。

既然是时代之题，就一定有一些共同的驱动因素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笔者将其归纳为“三化”，即全球化、金融化和数字化。

一是全球化。米兰诺维奇在《全球不平等》中绘出著名的“大象曲线”，指出全球化的推进造成了（发达经济体中）“消失的中产阶级”，其背后的驱动机制在于：国际竞争的加剧以及贸易边界的削弱，为追求更为廉价的劳动力、更加宽松的税收环境和监管环境，发达国家部分企业选择放弃国内生产，转向海外直接投资以及服务外包，结果削弱了这些国家工人的议价能力，造成工人平均工资下降。而这些国家的跨国企业在全球雇用了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享受了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甚至获取了全球市场的垄断地位，他们的股东和高管获益颇丰，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赢家”。此外，全球化的发展还使得全球范围内技术水平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是金融化。资本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至少在初期总是伴随着风险与企业家精神，但也总是在积累到足够大的数额后向租金的形式转化，那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逻辑终点。这显示出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趋势。金融化带来资本形成放缓，而金融财富积累加速，由此产生强烈的分配效应，即金融从业者工资与金融业利润大幅提高、金融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不断上升、食利性收入快速攀升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占比下降。

三是数字化。数字化时代财富积累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相关研究表明，不同领域商家获得5000万用户所需时间：航空64年，汽车62年，计算机14年，手机12年，互联网7年，Facebook 4年，微信1年，Pokemon Go 仅用19天。如果我们以这个指标作为商家财富积累的一个代理变量，显然，进入数字化时代，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扩张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其财富积累速度也远远快于传统行业。数字化时代对于收入与财富积累的重塑，在一定范围内加剧了不平等。

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不是要平均存量财富、打压房地产

在二十大报告的表述中，“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上一句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这可以理解成：过去讲分配侧重于收入分配，关注的是流量维度，而这次从财富出发，关注的是存量维度。从关注收入流量到既关注收入流量又关注财富存量，这样的理解并没有错，但有些人将此解读成要平均财富存量，却是念歪了经。比如，住房是中国居民财富的重要构成，居民财富差距的百分之六七十都可以由房产差距来解释。因此，一些人认为政府一定会通过打压房价来“均贫富”，进而将这一论调与政府设置房地产“三条红线”以及对个别房企的风险处置联系起来，似乎证明了最初的猜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本文编辑：王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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