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以来,疫情防控彻底放开,感染病例激增,各行各业曾短暂陷入衰退,我国宏观经济先是经历了一波下行趋势,随着感染高峰期过去,人员流动逐渐恢复,宏观经济迎来一波脉冲式复苏的势头,叠加春节假期和清明小长假,以服务业为主的国民经济成功回血。
但复苏势头并未完全逆转过往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所带来的强大势能。五一小长假过后,无论是社会融资增速还是中长期信贷增速都出现了罕见的下降,甚至是同比下降,也就是说比去年疫情严重时的成绩还要糟糕。除此之外,非金融企业和居民部门依旧在不遗余力地修复微观资产负债表,增加预防性储蓄,央行和财政部门发放大量货币流动性,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然而房地产和土地财政这一对宏观经济的引擎和发动机双双哑火,巨量货币堆砌在商业银行里空转,于是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皆历史性下调。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出口制造份额虽稳步上升,但净利润却略微下降,叠加经济不景气周期,很多人被迫灵活就业,大学生毕业也即灵活就业,现期收入都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未来的收入预期又会好到哪儿去?所以,消费端越发呈现量升价降的特点,从五一假期出行旅游的数据即可看出,大多数人扎堆去免费的景点进行军训式旅游,淄博烧烤爆红的原因无非就是性价比高,便宜又好吃。
这样的现象反映在经济数据上,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
稳中有降。CPI跌入谷底,高情商曰持续探底或筑牢底部,PPI却水涨船高,这预示着什么呢?我在此不予置评。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已经不能用“周期性”来概括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逆周期调节措施都没有实质性成效,尤其是对房地产的放松调控,除去保交楼项目完工了三成,看不到其他效果。就连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在四月份都出现了显著下降的态势,说明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快要全军覆没。当前宏观世界已经出现了历史性拐点,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也出现了世纪性大变局,反映在我国宏观经济上就是出现了三大不寻常的信号,分别是:
信贷萎缩、海外建厂、重购美债。信贷萎缩
现阶段,我们不应该关注高储蓄,更应该看到初次收入分配,也就是就业难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产业转型,可是产业转型不在于产业本身,涉及到劳动力、技术竞争、群体地域文化或个人思想认知关于商业观念和资本运作理念等多重社会因素,还得考虑到地缘政治博弈,混沌且不易人为熵减。之所以不管哪个生产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都预示着整个系统的衰退是一股难以逆转的势能,就像身体器官衰竭必然威胁生命体征一样,原因就在于体制问题导致长期资源错配,拖延只会让病情恶化。
而关于降低存贷比例是否能挽救金融业利润,疏通货币传导,刺激消费端复苏,继而靠一场无论资产还是物价的价格都暴涨的全社会大通胀来避免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我的答案是不能。因为当前人类文明及各地域社群已经步入大变局时期,不确定性远超历史上任一时期。
如果在对包括货币发行和信贷发放等在内的现有体制不进行重大变革的情况下,人们的消费意愿即市场预期如同长期温和的通胀一样,也只会呈现长期温和上涨的态势,根本无法被扭转。况且,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更加剧了消费和投资被医疗和教育等刚性需求挤出的趋势,隔壁邻居尝试了三十年也没能做到。所以说,
即使产业转型升级成功也无济于事,必须着力改革现有政治和经济体制,如此一来尚有一线希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要么壮烈赴死,要么拖延致死。
至于有些人说我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此话确实不假,但却无法掩盖现阶段发展遭遇瓶颈的事实。这就好比南极海拔三千米以上的永久冻土蕴含地球上98%的淡水资源,现有技术下,就算探明了也没法开采。所以,有人再跟你说某某地区发展潜力巨大,附和一下就行了。
六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情况下,人均GDP及可支配收入能够达到15000美元,已经很厉害了。除此之外,假设国家市场化真的实现了,通过上百年的后现代发展,生产力足以使人重回其实现最本质的幸福价值这一类终极目的,会不会出现“自我异化为物”的症状,出现本不应该与进化趋势逆向而成的行为,重新诠释何为打破常规,也不失为一件趣事。当然,这些还过于遥远,近在眼前的依旧是如何解决现代化与传统观念之间碰撞和融合的问题。
海外建厂
近年来,墨西哥北部进驻大量来自我国的企业和资本,建立起众多的制造业工厂。由此可知,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以外的其他地方再造一个中国经济本体,并非不可行。想当年,隔壁邻居的出海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产业资本扩张乃目前为止我国为数不多可突围西方现有经济制裁的路径,错过此机遇窗口便不再来,只不过面临三大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第一、国内经济环境势必愈加凋敝,如同隔壁邻居过往三十年的极致通缩一样,经历长期经济增长停滞带来的伤痛。第二、企业的科技创新受到现实土壤的教育和科研环境所掣肘,加上高端制造产业的市场占领行为需要极高的市场经济行为规范,来自本土的各种积极行动加持必不可少。然而放眼国内的思想开放与否,又不得不让人持悲观态度。
第三、地缘政治格局动荡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西方国家价值观趋同,而非利益共同体所驱动的集体行为,已经让我们的企业于全球化经营方面损失惨重。空前紧张的意识形态对立氛围和随时可进行调整的针对性措施,让我们在人文主义价值观的践行方面与西方国家越发背道而驰。这种风险才是最可怕的,隔壁邻居当年再怎么样,好歹还是与西方保持相对一致的人文主义价值观。
所以说,我们的企业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风险始终存在。重购美债
近期,我国重启对美国国债的认购,结束了长达数个月的抛售态势。有人问我美债是否有上限,我的观点是:由于信用货币时代下各地域实体的各自为营性,美债的上限实则是现行民族国家构建主权信用体系将信用主体作为资产以证券化的天花板,其涉及现阶段人类文明社会的顶层制度所赋予的权力贴现形式。行政主体、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法定货币发行机构在内的金融系统主体均是与信用货币体系高度强绑定的既得利益集团,虽然各地域实体各自为政,但以美元和欧元为首的主权货币已然构建起全球金融系统,这是过往全球化存在最为直观的一个切面。
所以,
国家市场化的进程实则早已开启。美元信用的上限取决于其所处的全球金融系统内资产证券化的最高上限,只要其行政主体的信用等级于该系统内始终最高,基于资本这一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性,能够动用该系统所有的资产贴现产物为其正名信用价值。此亦是西方哲学的价值理性之体现,只不过其中具体的实证数据需要广大学者共同加以构建才行。最后,我想对那些说
“中国内债不是债,而是税收”的人,给予一份善意的提醒:
你所借而不还的每一笔债,既是刺向国家主权信用的利器,虽不至于立即破损,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也是助长美帝国主义依靠收取铸币税剥削全体人类价值财富气焰的投名状。作者:@邹狂鬼——END——#5月财经新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