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7月3日讯（记者 高萍）“全球经济步入一个新时代，这一新时代就是更低的增长、更高的物价、更高的利率、更高的债务、更高的风险所出现的一种状态。”7月2日，在泰康保险集团和财联社联合主办的“第二届长寿时代财富高峰论坛（上海站）”上，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以《全球范式转换下的全球资产定价与风险》为题进行主旨演讲时如是表示。

刘元春认为，要理解中国的资产管理一定要理解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明显发生了范式的变化，从而也导致资产定价方式的根本性变化。他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同时世界也进入到新动荡变革期。整个世界格局出现变化，资产定价会发生超级变化，进行产品设计时所对标的一些基础收益率要有明显的调整。

全球经济进入新时代 新兴经济的政府债务率及汇率风险值得重视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刘元春介绍，一方面全球增长速度下台阶，全球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世界经济从三低三高（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高杠杆、高风险）的长期停滞期转向“滞涨”时代。具体表现为，在后疫情时代增长速度更低，但失业率却没有随着经济增速下滑而恶化，反而创造历史新低。

同时，在疫情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触发下，全球通货膨胀特别是发达国家通货膨胀高企。高通胀导致大部分国家提高了政策利率。另外，全球的债务率和高杠杆进一步提升。据国际金融协会（IIF）专家称，全球债务总额在2023年第一季度增加了8.3万亿美元，达到304.9万亿美元，全球债务比新冠大流行前的水平高出45万亿美元，而且很可能会继续快速增长。

刘元春强调，新兴经济的政府债务率及其汇率风险依然值得重视。高利率与更高的债务导致大量资产价格大幅度调整，并引发金融动荡。其中，国债价格下降，收益率上扬；股票市场出现波动与分化，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波动指数都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全球房地产价格以及相关资金链条存在疑虑，价格调整是必然的趋势。

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下资产定价会发生超级变化

全球增长速度下台阶的同时，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在这种增长的表现下，我们看到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过去20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认为未来几年变化会更为剧烈。”刘元春表示，整个格局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风险性质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很重要的一点是资产定价会发生超级变化。

刘元春指出，这种超级变化是无风险的利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风险溢价的决定模式会发生超级变异。

为什么会发生超级变异？具体来看，刘元春称，经济增长中枢的下滑，必定导致基准收益率、无风险收益率和自然收益率下滑；增长中枢的持续下移导致政策利率无法向自然利率快速靠拢，导致定价失灵，在收益率下滑速度超过预期速度时出现系统性的配置失误——过低的政策利率和过度结构化的产品。

另外，大时代中系统性断裂带来的风险导致传统定价模型难以计量；各国货币锚定效应的年度变化表明很可能进入到一个没有“金融锚定效应”的时代——“货币锚”和“定价锚”的时代。

关注非传统性风险以及风险定价方式的发展

刘元春总结道，经济增速下台阶必定引起收益中枢的下降和资产的再定价，必定导致资源跨期配置的再调整和扭曲的纠正，世界经济增速下滑的幅度和节奏是决定金融市场调整的决定因素。

另外，“高债务-高利率-高物价”必定从根本上诱发过去“超低利率-低物价”金融资源配置的风险释放，流动性问题的爆发很可能导致经济复苏的中断，并引发经济循环的断裂。“这是大家所讨论的今年年底和明年初世界经济会不会出现第二次硬着陆，会不会出现疫后经济复苏的中断。”刘元春称。

刘元春指出，全球经济增速下台阶必定导致全球结构和冲突的加剧，政治社会风险会严重扰乱市场的均衡和定价，大量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可能带来结构性断裂，市场难以进行有效的风险定价。“因此关注非传统性风险是我们未来一段时间的核心焦点之一，在此方面必须要关注一些最新的理论和风险定价方式的发展。”刘元春补充道。

本文源自财联社记者 高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