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点，我们回过头看一看历次工业革命中的关键核心技术，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发电机、电信技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集成电路、原子能技术等，可以发现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硬科技在起关键性、变革性、引领性作用，都是硬科技催生了生产模式和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

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中有句名言：“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那么只要有国家的地方就有冲突，有冲突就会有对立。

距今2500多年前，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通过对以古希腊城邦雅典领导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战争的详细研究，对国与国之间冲突对立的本质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1、全球大国的宝座交椅

当前，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扑面而来，正在加速改变世界，数字技术驱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给人们的生产生活、衣食住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场景、新应用、新模式、新经济不断涌现，蓬勃兴起。

而究其根源，还是光、电、半导体、芯片等硬核技术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软件等数字技术在起关键性、革命性、引领性的作用。

时光荏苒，当人们几乎已经淡忘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候，2012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国际关系研究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称这场战争为“修昔底德陷阱”。一个崛起的新兴大国必将挑战现存的守成大国，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从而导致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

过去500年间3个全球性霸权国家——荷兰、英国、美国实现霸权的途径以及它们与挑战国之间的竞争可以发现，虽然大规模战争（热战）曾经是国家竞争中“卡脖子”的主要手段，但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这种“卡脖子”的手段正逐渐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守成国通过综合运用自身在贸易金融规则、科技、资源上的比较优势对竞争者“卡脖子”。

“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跨大西洋与欧洲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优势位置虽是助力荷兰实现对全球航运和海洋贸易垄断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在造船和航运领域建立起来的技术垄断优势，并逐渐建立起一套以荷兰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

与荷兰隔海相望的英国无论在地理位置和宗教文化上都与荷兰有诸多相似，而荷兰在全球海洋贸易上的成功也使英国倍感失落与嫉妒。

1652年5月，荷兰选择通过战争的方式解决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在多佛海峡发动了第一次英荷战争。这场战争持续到了1654年，而英国凭借海军优势强行封锁了英吉利海峡，使荷兰经济陷入瘫痪，并最终认输、承认并接受《航海条例》。本质上，该条例将荷兰排除在一切与英国本土及其殖民地的相关贸易活动之外，被视为英国对荷兰限制英国贸易行为的反制举措。

第一次英荷战争的失利对以转口贸易为主业的荷兰，及其花了近50年时间才建立起的全球贸易垄断地位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而作为战胜方的英国则是荷兰全球贸易地位相对衰落的最大受益者。

虽然在金融领域中的“卡脖子”策略似乎帮助荷兰获得了第二次（1665—1667年）和第三次（1672—1674年）英荷战争的胜利，但这两场战争的失利并没有对英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发展造成显著的负面冲击。进入18世纪，英国则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贸易和航运业中对荷兰的优势，并逐渐取代荷兰成为新的全球海上霸权国家。

到1780年第四次英荷战争开始时，荷兰帝国早已是强弩之末，英国在18世纪末期的第四次英荷战争中取胜之后，彻底将老迈的荷兰帝国送入了历史的洪流，同时也开启了持续了200多年属于“日不落帝国”的霸权时代。

而荷兰的战争失败导致在1787年国内的“爱国者革命”。荷兰帝国的崛起和衰落有诸多外因和内因，近200年的帝国旅程，在1795年被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征服。

进入18世纪后的英国开启了“海洋贸易 + 海外殖民”的“双轮驱动”霸权模式，并在18世纪中后期发展为全球第一大殖民国，其所拥有的殖民地数量和面积远超其他国家。

瓦特在1840年前后发明的通过燃烧廉价煤炭工作的蒸汽机恰恰满足了资本家的愿望，同时也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大幕。

到了1870年，英国的工业产值更是达到了世界总产值的1/3，工业出口额也达到了世界总出口额的2/5，英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并顺利登上了全球霸权的巅峰。恰巧在同一年，英国未来几十年的竞争对手德国在“铁血首相”俾斯麦的带领下也完成了统一。

到1896年，德国的工业产出已经占世界总产出的15%，成为世界第三大工业强国，城市化比率已经超过50%，文盲率缩减到小于1%。19世纪末期，德国在化学和电气工业领域的创新潮，在世界中独领风骚。

但日耳曼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朝气，却渐渐转化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心中的恐惧。1870年后，德国工业的高速发展在扩大了其经济体量之余，也大大增加了它对于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但德国本土的资源已经无法喂饱这头胃口日益增大的雄狮。

德国“海外殖民地 + 贸易扩张”的崛起方式除了侵蚀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之外，也勾起了英国人对于自身崛起并取代荷兰成为全球霸权的回忆。

英国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启了对德国漫长而又复杂的“卡脖子”之旅，而这场旅途的终点则是令两国两败俱伤的一战以及随之而来的二战。

1914年6月的一天，一名来自萨拉热窝的青年刺杀了德国主要盟国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引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将英德及其盟国拉入了持续4年、夺走1000多万条人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英国及其盟国在1918年11月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1919年6月在法国巴黎与德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凡尔赛和约》及其他一系列条约。

和约苛刻的条款最终导致了纳粹的上台并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毁灭了整个欧洲。在二战中失败的德国再次解体，而作为战胜国的英国也将自己的国力消耗殆尽，将世界霸权的宝座转交给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通过借鉴这些历史上主要国家间“卡脖子”与反“卡脖子”经验中的“他山之石”，可以让我们对当代全球大国间的竞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2、当今世界的霸主

中国有句成语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一战和二战对于英国、德国以及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而远离欧洲大陆千里之外大洋彼岸的美国，则仅仅在二战后期才真正加入战争并收割了战争胜利的果实。

美国顺理成章地接替英国坐上了全球霸主的宝座，并将以英法为主的欧洲西部国家纳入了自己构造的“北约”同盟，正式开启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霸权体系，并一直延续至今。

硬科技本身指那些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关键核心技术、底层技术。硬科技的提法和理念不仅与国家重大科技战略决策相契合，是事关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因子，而且代表了广大一线科研人员勇攀科技高峰、向科学进军的心声。

切莫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软件等数字技术是与“硬科技”对立的“软科技”。数字技术其实是硬科技中的一部分，它看起来是“软形式”，表现出的却是“硬能力”。

实践已经证明，并且将进一步证明，只有硬科技才能真正引领世界、点亮未来，照耀人类前行！

回溯历史，可以发现在美国看似平淡无奇地获取世界霸权的背后，是这个国家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在世界工业和经济领域取得的领导地位。而要了解美国如何崛起并最终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则必须将视角延长到19世纪中叶甚至更早。

美国最早是欧洲移民（主要为英国清教徒）在北美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建立的殖民地，直到1776年独立战争后才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建国。

到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前一直作为一个农业国在发展。直到1815年第二次英美战争获胜后，美国才真正意义上摆脱了英国的枷锁，踏上了农业与工商业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在1815年到19世纪中叶的发展中，结合自身棉花产能上的优势，美国也在国内优先发展纺织业，并同时大力发展汽船和铁路运输。截至1861年，美国船舶载重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而到了1860年，铁路也承担了美国全国2/3的货运。从1860年起到一战前夕，美国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并在工业、农业以及经济发展的其他领域完成了对英国和其他欧洲强国的全面赶超。

到一战结束时，美国已发展成为事实上的全球经济霸主，而通过主导二战结束后全球货币、贸易以及其他主要国际体系和规则的创立，美国也完成了对世界霸主王冠的加冕，正式登上了主宰世界发展的宝座。

当任何国家侵犯到美国霸权的核心利益或是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时，美国会毫不犹豫地运用自身在世界治理机构中的规则制定权、解释权和实施权对挑战国进行“卡脖子”，直到其对美国霸权的威胁消失为止。

与历史上其他全球霸权国家不同的是，美国更倾向于通过构建由其自身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货币、贸易体系来实施它对全球的“包容性霸权”并从中获益；而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更多是作为维护其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的后盾，而非直接维持其霸权地位的手段。

与英国共同签署的《大西洋宪章》最终也成为二战后美国主导创立的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秩序的基础，而通过创建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基于该体系成立IMF、世界银行、WTO等全球金融和贸易领域中的治理机构，美国进一步主导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前所未有的多边国际治理体系来施加对世界的霸权统治。

二战以来，美国运用其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垄断优势对竞争对手“卡脖子”的案例不胜枚举。如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及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和“广场协议”，美国利用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卡脖子”。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的迅速崛起以及中美实力差距的迅速缩小，美国近年来展现出了摒弃其多年维护的全球多边体系与规则的势头，并更乐于通过强硬的单边主义来遏制我国崛起。

3、中国硬科技的崛起

在中国社会形成热点的商业模式，如共享经济，一方面，新的商业模式的确给人们带来很多便利，广受民众欢迎，当然是社会需要的。但另一方面，太多大学生和青年“创新者”一味沉醉于寻求新的商业模式，梦想一夜暴富。此风若成积习，国家断不可能成为科技强国，且终难实现大国崛起。如一场直播带货能以“亿元”为计量，追星成为年轻人的追捧，“躺平”成为现代人向往的生活方式等。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特征是数字化与智能化。数字化、智能化是大势所趋，人工智能、云计算、产业互联网、泛在感知等新技术无一不以海量数据为基础。

随着数字时代的加速到来，包括5G、IPv6（互联网协议第6版）在内的数字基础设施正逐渐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

“人—机—物”三元融合加快，生物世界、数字世界、物理世界的界限越发模糊；人工智能作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形成了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量子信息更是被称为将会带来颠覆性变革的下一个“拐点”科技，是推动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触发器和催化剂；以增材制造、高端工业机器人、材料基因组工程为核心的先进制造技术，成为国家技术进步、经济繁荣及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柱。

今天，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显著变化的核心都是某种科技，新技术正在席卷全球。这种力量并非命运，而是轨迹，科技创新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

科技实力的变化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变量之一。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让美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压力”。中美科技博弈已成为决定世界百年变局的核心动力。

科技是历史的杠杆，在绵延5 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许多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近代以来却屡次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中国未来想要发展，就必须实现自主创新和自主可控，而硬科技将成为解题的一个关键抓手。光刻技术是使微电子和纳米电子器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不断微缩的基础技术之一，光刻制造是晶圆制造最关键、最复杂和时间占比最高的环节。

光刻机已经历经五代发展。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取得光刻机关键图形筛选技术新进展。我国在光刻机方面的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相对不足，虽无法制造高端光刻机，但可以制造一些低、中端的光刻机。上海微电子设备有限公司透露在2021—2022年交付首台国产28纳米工艺浸没式光刻机。这意味着国产光刻机工艺从以前的90纳米一举突破到28纳米。

与面世的5纳米顶尖制程存在较大差距，但常见的射频芯片、蓝牙芯片、功放芯片、路由器上的芯片、各种电器的驱动芯片等非核心逻辑芯片，仍采用28~90纳米工艺。在实际应用中，28纳米光刻机不仅能用来生产28纳米芯片，更有望通过多重曝光的方式生产14纳米、10纳米、7纳米芯片。尽管我国自主光刻机与外国先进水平仍有不小代差，但未来可期。

国家未来发展需要的是工程师红利，是科技创新红利。就像在通信领域追求极致的华为，在航空领域研发C919“永不放弃””的中国商飞、在今年九月新能源汽车领域，全球首家单月出口超20万辆的比亚迪，以及在水力发电、核电站、特高压、中国基建、中国高铁、中国航天等更多的科技企业在一个个行业做到领先，才是推动未来发展的关键。

掌握最前沿的信息技术已成为国家间竞争角逐的第一目标。受通信、计算机等行业不断增长的需求影响，半导体市场持续向好发展。

2020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达到4 259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3. 3%。2020年全球半导体生产设备的销售达到了712亿美元，较2019年的598亿美元增加114亿美元，同比增长19%。中国大陆市场的设备销售额比上年增长39%，达到187. 2亿美元。由5G的普及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居家办公需求，半导体代工企业的投资旺盛。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让科技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使中国这艘航船向着世界科技强国不断前进，实现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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