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马明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郭斌

1.2万余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9.8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1.5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7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在2023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上，公布了这组关于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的最新数据。

近年来，国家大力引导中小企业实现“专精特新”发展。《“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力争到2025年，逐步构建起“百十万千”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按照此规划，预计整个专精特新企业累计产出水平将达到10万亿元—20万亿元的规模，这对我国经济稳定性将起到很好的基础支撑作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郭斌在接受《经济》杂志记者专访时如此表示。

数字化要“因企制宜”

作为增强我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的重要支撑，专精特新企业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实施数字化转型是必经之路。

在郭斌看来，对于数字化转型的认知，目前普遍存在两个误区，需要厘清。一是很多数字化工厂和数字化企业的建设过于强调数字技术，认为引入大量的自动化生产线设备，再加上数据的应用，便做到了数字化，单纯地把数字化看作是数字技术在制造上的应用。“它（数字化）只是一个工具和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它来提升企业的整体运营水平和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并带来更多的业务增长。真正把数字化做好的话，要把信息技术融入到企业的业务运营和管理活动中。”他强调，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变革，还会对企业的文化、业务运营的基本方式，甚至商业模式产生影响。

二是很多中小企业担心数字化转型，因为不仅需要前期大量的投入，还要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郭斌表示，企业要了解，做数字化要与自身业务增长的需要结合在一起，不应该简单地复制别人的数字化工厂到自己的工厂里。如果使用这种复制的逻辑，失败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此外，如果企业自身的管理基础能力太薄弱，盲目地进行数字化改造，也很有可能发挥不出数字化投资的效果。

对此，郭斌建议，企业不妨采取渐进的方式，找到自身业务运营中最主要的瓶颈环节，并以此为切入点开展数字化转型，既能够降低短期投入成本，还能够通过市场回报来支撑进一步的扩展。另外，企业也可以使用Saas、低代码等第三方提供的管理系统，将其与企业实施的管理策略相结合，在降低上云成本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进行数字化改造。

就管理能力而言，郭斌表示，这是企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野蛮增长时代的逝去，中国正进入新发展阶段：增长速度变缓，并转向结构性的增长。如何提升企业内部的管理能力和管理基础、优化企业的管理体系建设已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课题。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管理者和员工都要具备相应的对接能力。以管理者为例，首先，要具备从企业的战略和业务增长开始的数字化规划能力；其次，从实施的角度讲，要具备变革管理的能力，因为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比较大的变革，涉及企业的方方面面；再次，要具备将IT技术和业务相融合的管理能力，既能够理解IT技术，又能够了解业务本身的状况。

把性价比做到极致

受逆全球化抬头、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正在加速重构。在此背景下，随着劳动力成本上移，中国企业单纯依靠人口红利难以持续发展，未来发展的出路在哪里？

郭斌给出的答案是：充分发挥把性价比做到极致的优势，并将这种能力复制到海外市场。

他认为，专精特新企业基于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定位，能够很好地将市场响应的灵活性、高品质的要求和成本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有些专精特新企业，虽然没有品牌知名度，或者有品牌但没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但在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竞争中，具备把性价比做到极致的优势：在同等质量的情况下，做到产品价格最低；在同等价格的情况下，做到产品质量最优。

“把性价比做到极致，是中国企业独有的一种优势，西方的很多企业做不到，因为它们的定位逻辑是高质高价。”郭斌表示，我国企业能把性价比做到极致，是因为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具备完备的产业链。此外，我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单体市场，本土市场规模巨大，能够为发展规模经济奠定基础，还是大型新兴经济体，拥有高度分割的市场。“拿手机来说，不管卖得多贵，或者卖得多便宜，在中国的每一个市场定位里都有大量的需求。这在西方的发达市场里是观察不到的，它们往往很少有细分市场。这种独特的市场情景是大型新兴经济体独有的优势，很难被复制。而且，中国企业还可以根据本土的需求进行市场化创新，比如，研发出双卡双待手机。”他进一步解释道。

从发展的角度看，郭斌表示，未来有两个复制经验的机会。一个是复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非洲、东南亚等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与中国相似，未来会走到与中国经济发展类似的轨迹上。我国经历过购买力不足的时代，无法承受高质高价的定位，非常了解这样的区域市场的需求，因此要抓住扩展的机会，把中国这40多年来累积的制造能力和经验复制过去。全球有70多亿人口，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并不处于发达市场，这部分的人口和市场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另一个是复制到欧美市场。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西方市场对价格开始敏感起来。欧美的一些企业开始关注性价比的产品，因为B端的企业有控制成本的需求，C端的用户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增强购买力。西方的跨国公司擅长做高质高价的产品，不擅长拼性价比，这就为中国企业发挥把性价比做到极致的非对称优势，扩张市场提供了机会。

增强创新策源能力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在创新能力方面，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共设立国家级、省级研发机构超1万家，平均研发人员占比达28.7%，平均研发强度达8.9%，平均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5.7项。“相当一部分‘小巨人’企业涉及的产品或业务领域往往与关键核心技术紧密相关。”郭斌说。

尽管我国涌现出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从企业端弥补了某些关键领域的短板，但这远远不够。整体上，我国在集成电路、光电显示、精密仪器、工业软件等领域仍然“卡脖子”，特别是从0到1的技术还掌握得太少，亟需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郭斌表示，加快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增强原始创新能力，首先要充分利用中国独有的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以高铁技术为例，从技术起点看，日本最早研发出高铁技术，并于20世纪60年代建成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东海道新干线；从技术积累角度看，日本川崎重工、加拿大庞巴迪等企业比我国企业拥有更好的技术积累。但如今，我国高铁技术已经赶超其他国家。究其原因，一是其他国家缺乏广阔的市场应用，而我国拥有海量的内部市场，能够不断提升内部的需求能力，客观上为企业提供了试错机会，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二是高铁技术具有长期价值，但短期内不太能够获得经济回报。在这一点上，其他国家投资以短期目标为导向，纯粹依靠市场机制运行，不利于发展高铁技术。但我国则能够发挥制度优势，先后动员1万多家企业和科研机构参与技术研发，后发赶超。

其次，中国的顶尖大学需要重回象牙塔，考虑如何推动科学前沿发展。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的顶尖大学做了大量围绕企业需求的科学研究，离市场太近，离科学太远。“科学的发展需要超脱短期的、纯粹的市场需要。与技术发展的逻辑不同，科学的意义在于利用想象力，不应该有所限制，因为最有可能的那些答案往往在各个方向，甚至人们认为不可能的方向上，不断试错，才会出现。”郭斌强调，“以前因为发展环境比较好，我们可以从外部购买技术、引进技术。但接下来，没有科学的支撑，我国技术想要上一个新的台阶几乎不可能了。如何建立起发展科学、推动科学前沿的体系，是中国大学，尤其是顶尖大学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