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绿色低碳仍然是中国企业ESG发展的核心方向。国内方面，12月11日至12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其中“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位列九项工作部署之一。国际方面，2023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元首发布“中美阳光之乡声明”，强调中美双方重申致力于合作并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全球两大主要经济体,也是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希望和信心。

然而，经济周期反复，如何高质量的减碳发展在当下更需要企业深度思考。2023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全球风险报告》，报告显示：生活成本危机是最大的短期风险，而气候减缓和适应行动失败是最严重的长期风险，说明当下短期经济承压和长期环境危机同时在发生。2023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3.5%放缓至2023年的3.0%和2024年的2.9%，低于3.8%的历史(2000~2019年)平均水平。我国经济同样承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

因此，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经济下行期间，进行经济上更有效率和气候上更有效果的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当下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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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不经济？

企业中的低碳绿色发展主要通过ESG来实现。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和Governance(公司治理)，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公司治理绩效而非传统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但现实中，企业对目前的ESG有效促进公司长期回报并未形成共识。《2023中国资本市场ESG信息质量暨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指数白皮书》调查发现：有59%的受访企业认同注重ESG投资与布局会增加市值，但55%的受访企业尚未披露ESG相关信息或尚未将ESG纳入决策和实践。21%认为适量注重ESG会增加市值，过度强调ESG则会减少市值。部分企业在ESG实践中认为ESG投资的长期回报相对较低、ESG被视为营销/公关活动、认为ESG投资会影响短期收益等。

质疑声中，仍存在一个基础性共识，即ESG能够更好地超越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观点，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而利润最大化最著名的观点，是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1976年）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0年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著名文章《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文中弗里德曼有争议地声称，在某些假设下，首席执行官应该完全专注于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社会。

弗里德曼的文章被引用2万多次，绝大部分是认为这一观点已经不成立了。但弗里德曼的文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ESG的价值。反向推理利润最大化观点，即当弗里德曼相关假设在现实世界中不成立时，则利润最大化观点可以被修正，ESG则更有价值。《金融评论》（Review of Finance）的主编，伦敦商学院教授亚历克斯·爱德蒙斯（Alex Edmans）2020年在“ProMarket”撰文《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可以从米尔顿·弗里德曼那里学到什么》，强调需要特别关注弗里德曼“利润最大化”观点的三条假设。

价值之上，需以比较优势发展ESG

弗里德曼的第一个关键假设是：公司在社会责任行为方面没有比较优势。反向分析，如果企业有比较优势地进行社会责任投资则是有效的，因为其能够比其他企业创造更多价值。现实中，很多企业ESG活动符合这一“比较优势原则”。被广为人知的案例是可口可乐的“最后一英里项目”（Project Last Mile），其利用可口可乐的分销和系统网络来改善非洲的医药和医疗用品的配送，因为药品必须冷藏，而可口可乐在冷藏运输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一项目也获得了较好的成功和示范效应，坦桑尼亚药品库管理局局长Cosmas Mwaifwani表示2010年与“最后一英里项目”合作之后，这些地区医疗诊所的药品的可用性提升了20-30%，此外合作方还向当地发放了配送工具，使得有效覆盖的健康机构超过了5,500所。

中国近年来，比较优势ESG案例也逐渐增多。例如，海尔智家基于其累积的销售渠道与物流网络，搭建了一套废弃家电回收体系。通过整合其3.2万家线下门店、10万余名服务人员以及100余个物流配送中心，海尔智家能够将家电回收服务延伸至2800多个县市。回收后，海尔智家的再循环互联工厂具备200万台/年的拆解规模与3万吨/年的循环材料再生规模，运用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能够实现年碳减排量约1.7万吨。重要的是，再生塑料制品的生产成本相较于购买新材料更为经济。截至2022年，海尔智家回收废弃家电数量达到613万台，通过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海尔在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也实现了成本的降低和企业形象的提升。

我国国有企业因为体量较大，在比较优势ESG发展方面往往有更大空间。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集团，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在钢铁领域具备更强的整合资源和技术优化能力。宝武集团提出了2023年实现碳达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从技术创新、业务低碳化、碳资产管理、绿色文化等角度入手，加速推进自身的低碳发展。整合资源方面，与辉丰股份和中能建氢开展绿色能源合作，中能建负责从绿氢到绿氨的产品生产和转换，辉丰股份提供绿氨储存、运输、销售，中国宝武集团负责将液氨再转换成产成品氢气，最终用于冶炼钢铁。创新方面，宝武集团积极开展碳捕捉与储存（CCUS）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实现碳捕捉与储存的商业化运作。

这些案例显示，比较优势下的ESG，不仅仅是经济的，即在相同成本下企业ESG活动的社会价值更大，并且往往也能成为企业发展的有效助力。这意味着发展ESG，需进一步强调企业的比较优势，如将ESG内嵌在企业经营活动之中，甚至是业务流程中，根据企业甚至行业优势差异化发展。

效率为先，履行社会责任应合理分工

弗里德曼的第二个关键假设是：政府运作良好。弗里德曼对他的观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警告：“企业有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增加利润。”社会责任相对更多是政府的工作，如果政府运行良好，则政府自然能很好地处理社会责任问题。但要解决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危机，并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企业自发绿色转型来降低全球气候问题，更有效的途径是政府企业合理分工合作，安全减碳。

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绿色低碳发展中，既要有一个绿色清洁的环境，也要保证生产生活正常进行。对于政府来说，不同企业减少的排放并无本质差异。因此在地区层面做整体权衡，在地区总额达标下，以市场手段刺激企业减碳。在减碳过程中，先立后破，在鼓励企业积极转型绿色发展的同时，允许部分企业在难以降低排放下仍然能够提供社会生产，保持经济社会稳定。目标是在当下减不下去的排放，应能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满足更多的社会需要。

在更有效率减碳过程中，政府如何制定规则，搭建更好的平台，以市场规则来实现更有效的减碳至关重要。企业根据自身的碳排放情况和减排能力，购买或出售碳排放权，助力实现国家双碳目标。但目前各地碳市场企业纳入标准不一，并且比欧盟等国家标准范围小很多。因此，政府趋紧碳市场控排企业的纳入标准，逐步扩大碳市场覆盖面，通过市场手段引导企业减少碳排放，将碳的排放权力交到单位碳排放产生最大价值的企业手中，比简单的“拉闸减碳”、碳排放量“一刀切”等做法更具效率。据生态环境部新闻发布会统计，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上线交易，截至2023年10月25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3.65亿吨，累计成交额194.37亿元，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相比欧盟碳市场（EU-ETS）仅2020年碳交易额就达到1,690亿欧元左右仍有较大距离，并且覆盖行业和公司程度有明显差距。

冰山之下，以ESG纳入估值激发内生动力

弗里德曼的第三个关键假设是：社会责任相关投资并不能直接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弗里德曼认为以利润为中心的公司投资于利益相关者时，如果这些公司能够计算出这种投资对利润的影响，那么不直接增加未来现金流的投资并不能帮助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反向分析，如果ESG投资能够被有效纳入企业估值，理论上企业投资ESG就是与公司价值最大化相一致，而这无疑将较好地激励企业自发进行ESG投资。

实际上，碳关税正在来临，碳管制正在加强，绿色供应链选择也在加速，碳排放正在成为影响企业价值的新要素。欧盟委员会对外公布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过渡期实施细则已于2023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一直持续到2025年底。公开资料显示该法规对钢铁、铝、塑料三种原料加收的碳边境税率分别为27.2%、21.6%、8.7%。中国是进出口大国，随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监管日趋严格，加强碳足迹的测算和管理对于企业控制进出口贸易风险而言至关重要。绿色供应链方面，全球范围内，苹果、惠普、戴尔等海外巨头，都在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打造绿色供应链,未能较好实现减碳的企业将面临更高的监管风险和被踢出供应链的风险。

而在资本市场上，低碳也是机构投资选择的重要依据。根据GSIA的《全球可持续投资回顾2020》报告统计，2020年全球规模最大的可持续投资策略是ESG整合策略，资产总额达到25.2万亿美元；其次是负面筛选策略，规模为15.9万亿美元。从2016到2020年，ESG整合策略涨幅达到143%，年复合增长率为25%。

长期来看，把ESG纳入企业估值是比较确定的趋势，中国有很多空间可以做的更好。监管方面，积极、全面、系统应对全球碳中和竞争新规则，需要更好规范企业ESG尤其是碳信息披露。企业方面，需不断创新，通过改变生产方式等举措来降低碳排放，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评级方面，进一步规范市场上的评级标准，增加ESG评级的可比性。

经济承压下，企业ESG更需高质量发展。经济承压意味着在新旧动能转换、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能腾挪的空间更小，这也意味着ESG必须既经济又高效，才能更好完成国家“双碳”战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重任务。因此，在经济承压下，降低作秀式ESG、漂绿式ESG、经济社会成本过大的ESG以及减碳低效的ESG，关注比较优势、效率、内生动力的高质量的ESG实践势在必行。

（作者曹春方，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肖静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特约撰稿 曹春方 肖静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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