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财经3月7日讯(记者 段思琦)2024年全国两会正在进行时。中国网财经记者获悉，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带来多份议案，其中一份聚焦坚持系统观念，持续打造生物医药创新发展生态。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 中国网财经记者摄

生物医药产业是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近年来，中国生物医药市场规模呈稳定上升态势，市场总体规模近五年已经从2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0%，中国制药企业已经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的一股新力量。2021年国家《“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将生物医药产业位列四大重点发展领域之首，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李校堃在走访调研中发现，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方面还存在新药研发能力较差、医药创新同质化严重、高端药械进口占比高、医药专利技术成果转化率低、医药人才培养理念相对滞后等问题。

“要抢占全球生物医药技术和产业的制高点，推进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运用系统观念，建立起集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医药企业为主体、覆盖全产业链的生物医药创新生态系统。”李校堃表示。

为此，李校堃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一)推动高校、医院、药企组建创新联合体，提升协同攻关能力

借鉴世界先进生物医药集聚区的成功经验，整合高校、科研机构、医院、大型药企优势资源，支持高校、企业、医院以共建联合实验室、临床研究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建立跨学科、跨领域、跨单位的创新联合体，允许科研人员以“双聘”“柔性引进”等形式在多单位开展研发，促进高校科研人员、临床医生和药企研发人员的交流，加快形成以企业和临床重大需求为导向、实验室技术成果和科研平台为源头的协同创新攻关体系，培育源头创新和基础前沿技术成果。在重要基金项目中优先支持企业与高校、医院联合申报项目，加大临床研究业绩在医院等级评定、职称评聘、岗位聘用考量比重，将临床试验项目作为医务人员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绩效考核等的重要依据，推动优质科研资源向转化应用方向集聚。加大医院临床试验平台建设，建议卫健委将临床研究工作、临床试验条件和能力评价纳入医疗机构等级评审，鼓励医院建设“产医研用”一体化的研究型医院或示范性研究型病房，对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资质(GCP)的医疗机构，在资金方面给予奖励。

(二)加强医药研发方向的指导，避免扎堆化同质化

目前我国新药研发大多为跟随创新，成熟靶点扎堆现象严重、同质化严重，造成临床资源、科研资金、研究人员的浪费。数据显示，2016年—2021年，高达63.6%的临床资源聚集在抗肿瘤药物，而其他领域如感染性疾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常见病、慢性病研发关注度却不高。建议科技部、药监局、工信部、卫健委等部门建立定期会商机制，通过研讨会、沟通会等形式加强企业界、学术界、医疗界的合作，通过制定研发指南和课题指南、优化审评程序、建立快速通道等手段，支持高临床价值的药物研发和注册，避免药物研发扎堆化、同质化的问题。

(三)优化基金结构，加强生物医药领域相关投入

我国医药创新投入主要依赖药企，国家投入比重偏低，与医药创新领先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例如2008—2020年中央财政“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累计只有233亿元，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仅2020年的经费就高达417亿美元，且主要用于医学研究投资。在撬动社会资金上，美国、英国等国家均设有资源高度统筹的国家生物医学专项基金，而我国政府采取财政拨款的方式，带动社会投资较少。建议国家从两方面加强生物医药相关基金的布局：一方面，加大新药研发的财政投入，继续实施“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并适度扩大项目资金规模，建立高效的科研基金分配、管理机制，鼓励长期、新颖、开创性的生物医药原始创新工作，避免在大型设备上过度投入和热点领域上的盲目投入。另一方面，发挥国有资本引导作用，鼓励各地国有资本联合知名投资机构、产业集团、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生物医药投资基金，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并通过设立种子基金、创新孵化基金等各类产业子基金覆盖产业生命周期全阶段，形成覆盖临床前、临床试验、产业化全流程的产业投资体系，实现“母基金联动子基金与直投”三轮驱动，助推初创型企业实现快速发展、做大做强。

(四)坚持应用导向，培养生物医药产业急需的复合型人才

推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开展生物医药领域人才培养战略合作，探索设立政府、高校、生物医药企业等共建共享的人才学院。鼓励药企联合高校或者研究机构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并针对对应专业给予奖学金支持。推动高等院校面向产业需求设立医药相关课程，联合企业开展实习、实训，将传统医学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进行融合，培养“医文、医工、医理”等“医+X”复合型医药创新人才。鼓励各类职业院校加快培养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急需的工匠型、技能型人才。从而形成完整的产学研链条，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

(五)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建立容错机制

提高研发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比例，充分利用股权出售、股权奖励、股票期权、项目收益分红、岗位分红等方式激励科技人员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建议组织部门、纪委等针对高校、科研单位、医院双肩挑干部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制度、工作流程和决策机制，对在成果转化中的股权激励问题予以明确，并建立勤勉尽责容错机制，制定有关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的实施细则，免予追究在科技成果定价、自主决定资产评估等创新决策中的失误责任，支持科研人员在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进行改革创新、探索性试验。

(五)发挥临床资源优势，建立生物医学大数据库

我国医疗机构及病例十分丰富，有巨大的临床样本量资源优势，样本数据越多，经过大数据分析越接近真实世界规律，研制的药物，医疗仪器越适合中国治病需求。美国1988年就成立了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以收集、存储生物医学数据涵盖了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各个领域，NCBI已经成为生物医学领域最为重要的数据资源之一，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发展，同时也帮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组学数据资源的管理权。建议由工信部、卫健委等牵头、加快制定相关政策和数据标准，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医学大数据的健康发展。

(六)优化生物医药集采规则，鼓励国产药品源头创新

国家医保局药品带量采购和准入谈判为对医药产业发展影响巨大，然而，国家医保局的职能配置与国家鼓励创新的战略尚不完全匹配，在价值与价格选择中，医保集采更加关注价格，近几年创新药整体降幅均保持在50%以上，部分药品甚至高达80%，这虽然能很大程度上减轻患者的用药负担，但其定价机制未能充分考虑到目前国产创新药尚处于高投入、周期长、少量产品上市的阶段特征，长远来看很可能导致资本市场热情下降。建议医保集采对国产创新药适度倾斜，给予源头创新药品一定的溢价，对于不仅做到源头创新且能够带来显著临床改善的药品，基于额外获益给予二次溢价；在医院准入环节，优先考虑源头创新的国产药品，不纳入药占比考核，让更多患者使用到源头创新药品，同时也让源头创新药品获得应有的创新回报。

(责任编辑：王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