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一部影片在全国院线悄无声息地上映了。在一堆明星阵容、金牌宣发的影片里，它太不起眼了。

片子叫《夜幕将至》，讲的是一个在大城市没挣到什么钱的山西年轻人的返乡之旅，故事听起来也不算惊心动魄，但看过的人、尤其是漂流在外的人，多会觉得它真实的像是一面自己的镜子。影片获得了“第六届平遥影展的*影片”，这大概就是它的*噱头了。路演也只有导演菅浩栋一个人跑，“拮据”二字写在脸上，堪称史上最寒碜路演团队。

最初把这部影片推荐给“后浪研究所”的，是一位人在北京的创业者，山西人，他言辞恳切地告诉我，他是被导演的故事彻底打动了，义务帮他宣传。后来，我才知道，不少人都是提前看片后，自发帮导演菅浩栋寻求报道，好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

菅浩栋是谁，为什么他能获得一波“自来水”？或许，《夜幕将至》的一场首映，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些。

35岁的菅浩栋毕业于山西大同大学采矿系。2023年12月，他在母校大同大学举办了一次《夜幕将至》首映。学校的党委书记在映后说，菅浩栋拍电影讲的是一个故事，但是菅浩栋拍电影本身是另外一个故事。学校也想借此鼓舞这群迷茫的二本学生，学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菅浩栋确实是在大学找到了他对电影的热情。上大学的时候，菅浩栋*次在大银幕看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从此，他的日常乐趣从玩游戏换成了拍DV，还创办了一个电影协会。

但是，一个农村出身的工科生坚持要成为一名导演，按照当下的情形，多半是要被考研名师张雪峰骂醒的。

2013年毕业后，菅浩栋也确实沿着父辈的老路，选择山西的一座煤矿，成为一名矿工，下到500米深的地下挖煤。休息的间歇，就着煤灰迅速往嘴里塞一口火腿肠，然后继续在漆黑的煤层间掘进，“就是干，就是掘进。”他说。

掘进队里，他是最听话的那个人。他忍耐一切，为的是“给人干好，赚了钱，拿钱走人。”

2015年，菅浩栋用挖了一年煤积攒的5万块钱，拍完了自己的*部独立电影《光盲》，一个少小离家的盲人在年老之后回到故乡的故事。

父母嘴上不同意儿子放弃国企煤矿的工作，却身体力行帮他筹备新电影。他们从村里的麻将桌上拉村民来当演员，负责全剧组的一日三餐。

村民说，这家人疯了，瞎折腾。

菅浩栋的母亲始终护着自己的孩子。她说，年纪轻轻活得安逸就不是年轻人了，咱就折腾出个名堂来。《光盲》开机的时候，母亲穿着红衣服，上了三炷香，“祝我儿子梦想成真”。

拍完《光盲》，他带着这部长片来到北京，敲开了电影圈的大门。一个出身平凡的人勇闯文娱圈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埋头苦干。

菅浩栋在剧组做副导演、录音师，一年最多赚了5万，勉强够租房吃饭。5年过去，菅浩栋仍旧没有存款，租的房子越来越偏，从五环搬到通州，再从通州搬到燕郊，直到有一天，他的行李被粗暴地丢在了楼道里。

那天，他正在山西老家爷爷的葬礼上。亲人离世，父母老去，三十未立，巨大的危机感和迷茫向他袭来。

菅浩栋说，作为一个导演，走出迷茫*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写，不断地拍。于是，他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夜幕将至》的剧本。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返乡奔丧途中遭遇故乡对他的种种追问和试探。

剧本的开篇就是一句反问：我知道这个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

这一次，他奔的是上院线，完成一个电影的闭环，他说，“我已经拍过一个独立电影了，我不能说（总是）拍完自己给自己看，它没有一个出路……我又不是富二代，自己一直花钱拍。”

这就意味着，从剧本立项、拍摄、后期、再到送审，层层流程走完，至少得花3年时间。3年还是最快的。

为了达到院线标准，他四处借钱，租了专业的摄影机，在故乡开拍。出于节约经费的考虑，剧组只找了2个专业演员，其他演员都由亲人朋友完成。菅浩栋的父亲、表弟成了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母亲充当起制片人的角色，就连八十多岁的姥爷也有戏份。影片的结尾有个*名单，细看会发现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姓菅的人，都是菅浩栋的同族。

他又用2年做完电影的后期。在这部电影中，菅浩栋担任了《夜幕将至》的编剧、导演、剪辑、字幕、拷贝出片、宣发路演等等，几乎包圆了这部电影。

菅浩栋在这部电影上投入了3年时间，借了很多钱。他住地下室，海投简历找工作，一边剪片子，一边攒钱还网贷。

“不觉得很苦吗？”我问他。

他说，“拍电影跟挖煤比起来一点都不苦。”

他的信念足够坚定，当然他也足够幸运。接踵而来的幸运，更像是信念感的结果。

2023年初，延期的平遥影展姗姗来迟，但是菅浩栋的电影《夜幕将至》在影展上一举获得了费穆荣誉*影片、迷影选择荣誉、桐叶荣誉三项大奖，菅浩栋由此大放异彩，并在之后，成了坏猴子影业的签约导演，这意味着，他拍片子再不用四处找钱了。

这部电影也被一个提前看过片的北大学生，推荐到了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放映。映后交流时，戴锦华分享她从这部电影中看到的我们某一种共同情绪的映照——“我们的迷惘、挫败、不甘和小小的躁动，我们想全面地宣布失败了算了。但是，我们又依然有一种完全不能给它名字的动力。”

菅浩栋用了十年时间，从黢黑的矿井走到了电影节的星光下。因为热爱一件事，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只能奋不顾身地奔跑。以及，一个家境平凡，非科班出身的年轻人，终于在一个重名利、重资源的领域撕开了一道口子。

“后浪研究所”和菅浩栋聊了聊他走过的这一路。以下是他的口述。

葬礼

当我还在爷爷葬礼上的时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我的行李都被房东扔出来了。

那年是2019年，我正好30岁。都说三十而立，但是我在事业和感情上仍然一无所有。

疫情刚开始那一年，我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哪儿都去不了，老家又很安静，正好有时间静下心来创作。我就一口气写了三个剧本。疫情放开后，我就带着剧本跑各种电影节找投资，路演了一圈，结果一分钱也没找到。

我原来是一个煤矿工人。2015年，我告别煤矿，带着我的*部长片《光盲》来到北京，一呆就是五年。这五年我一直在剧组做录音师。但是想想自己最富裕的时候，一年只赚了5万，将将够吃饭交房租。

2018年影视业萧条，一年只接了一个活儿，2019年就彻底没活儿了。

租的房子也越来越偏，我从五环一直往外搬。先是搬到了通州，后来通州也住不起了，跟朋友们一起搬到了燕郊。

燕郊的房子是自建公寓，一个月400的房租，心想只当仓库放东西也值啊，但是没想到自建公寓违规，不许住了，我的东西全被扔出来了。

当时我正在山西忻州老家，爷爷的葬礼上。我是我爸*的儿子，我爸又是我爷爷*的儿子，这个时候我必须在他身边。

我家的父辈都是煤矿工人。我原来是有个二叔的，但是很多年前二叔在矿井下作业，顶板塌了，二叔没了。

爷爷下葬的前一天，我跟我爸去选墓地。正是隆冬的早上，野外起了大雾，斜坡上长满了荒草。我看着我爸在那挖坑。觉得我爸一下就老了。头发少了，变白了，皱纹也越来越多。

平时从不见父亲哭，但是在爷爷的葬礼上却哭得像个孩子。那一瞬间我就意识到，我还有父亲，但是父亲已经没有父亲了。

可是，我已经30岁了，是到了一个该承担起家庭重任的年纪了，但我还没有立起来，我什么都没有。

人长大了，有些东西不像小时候，你可以对父母口无遮拦，想说什么说什么。他们本来已经很替你操心了，你说了他们未必能帮到你，反而会更让他们担心。很多事你需要自己去承受，比如你感受到的压力、焦虑、迷茫。

作为一个导演，拍电影是证明自己的一个方式，也是走出迷茫*的方式。你只有不断地写，不断地拍。当你把你的迷茫放到电影里时，这个电影会回馈你一种确定性。

我是个很怀旧的人。我在北京的几年拍了很多东西，存在两个硬盘里，但是那次扔行李，硬盘也丢了。想保留的一些东西一下就没了。这个事情好像在暗示我，你不要留恋过去了，人应该往前走。

我就想我必须要拍新的东西了。我要拍一部电影，作为30岁的自己献给爷爷，献给父母，献给朋友的一部电影。

只有我拍出这部电影，他们才可能懂我，懂一个回不去故乡的年轻人的欲言又止。

《夜幕将至》

我只花了半个月就写完了《夜幕将至》的初稿。

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山西大同。我坐在楼下的咖啡店，耳机里一直循环着腾格尔的《天堂》。我们那边有个风俗，葬礼的最后都要放这首歌。我小的时候不喜欢听这首歌，也不懂这首歌的含义。

但是在爷爷的葬礼上，这首歌让我落泪。腾格尔对故乡的情感，它里面的每一句歌词，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脑海里全部都是对应的画面。《夜幕将至》的场景对我而言十分熟悉，里面出现的几种交通工具都是我每次从北京回家要乘坐的。男主在回家路上经历的也都是我曾经经历过的——故乡的人对自己事业感情上的深深浅浅的试探，以及那些尴尬的，令人失语的时刻。

刚写完初稿时，我参加了一个学长的饭局。一起吃饭的有我以前在煤炭学校的校长。学长向校长介绍我，一个拍电影的。

校长惊呆了：采煤专业的咋出来拍电影的了？咱们学校还有这样的人才呢？

于是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对话：

“你在哪个单位？”

“我没单位，自由职业。”

“那你们挺赚钱的吧？”

“我们有戏拍才有收入，没戏拍就没收入。”

“结婚了没？房子是你买的吗？”

“现在还是单身。”

校长要加我的微信，给我介绍女朋友，让我把我拍过的电影资料发给他。我就发了一个我的简历过去，后来就没有回音了。

我已经习惯这样的结尾了。但是基于这些感受，我又修改了我的剧本。

剧本创作是一个人的漫长孤独的旅程。把它拍出来就是另一个难题了。

我写完剧本的第二个月就回到北京开始筹备。好几个朋友都说要给我投一点钱，但是最后签合同的时候又一个个没下文了。

我在2015年拍了一部独立电影《光盲》，当时用了很普通的设备，这次我必须从视听上就要做到上院线的标准，争取拿到龙标，我想让更多的观众在院线看到我的电影。

但是拍摄的成本就会增加。我一开始想能不能通过器材合作入股的方式说服器材商加入，但是可能年底了，器材商也有很多商业广告要赚钱，最后黄了。

我的经验告诉我，找了这么多年钱都没找到，显然现在是更不可能。所以我做好了自己花钱的准备。

我一边筹钱，一边发组讯，搭建团队，找演员。面试演员的时候，我也没跟演员谈片酬，当然也不敢谈。

我想找的男主角必须会说山西话，脸部要留胡子，有种颓废的感觉。原本看好一个男演员，但是我也没有十足的底气去说服他来演，最后只能放弃，重新找人。

这部电影里除了男女主是专业演员之外，绝大多数角色都是故乡的亲人朋友。骑摩托带男主回家的是我的父亲。公交车上的那个给男主苹果的老人是我的姥爷，老人八十多岁了，记忆力不太好，拍了很多遍才拍完。

我的父母在我这么多年的训练下，已经习惯了我的镜头。我没有告诉他们要演成什么样，他们也知道我想要拍什么，他们没有表演，就是在诠释自己。

我学长给我投了一点钱，我又借了一些钱，还借了网贷。戏拍到一半的时候我的钱已经用完了。所有人都以为我拍不下去了，开始不好好干活。

我在想还有谁愿意借给我钱。

想来想去我只想到一个高中的女同学。我开机前她联系我说，看到我这么多年还在坚持做电影，遇到困难可以跟她说。

我们只是一起读了半年高中，十一年没联系过了，但是我最后还是给她打了个电话。

她问我需要多少钱。我也没敢多说，说多了怕把人直接吓跑，但是说得太少，又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就说大概六七万吧。

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我同学转过来的六万块钱。后来我用这笔钱给剧组的人发了劳务费。

就这样我们在忻州老家零下20多度的天气里，花了20天拍完了《夜幕将至》，我职业生涯的*部院线标准的长片。

矿工的耐力

一部电影能拍完，不是万事俱备就等你揭开那个红布的，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事。它不是一次短跑，是一场马拉松，十分考验一个人的耐力。

2020年年底杀青以后，我又来了北京，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夜幕将至》的剪辑和后期。我一个人做编剧、导演、剪辑、字幕、拷贝出片、宣发路演等等，几乎包圆了这部电影。

这两年我没有在北京租房子住，有时候就住在朋友公司的地下室，除了每天三顿饭，别的基本都不买。我要攒一些钱还网贷。

为了还钱，我应聘过短视频公司的剪辑。但是只干了5天就被解雇了，理由是“不适合”。

我想我确实不适合。短视频的剪辑节奏跟我剪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各种酷炫的音效包装我也做不好。我每天干着公司的活儿，还想着自己的剧本。

后来网贷也逾期了，那真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当人在迷茫的时候，你会对玄学产生巨大的兴趣。那个时候我经常听王德峰讲哲学，讲关于命理的东西。

过年回家，我去看望《光盲》的男主角，也是我的本家亲戚广顺二爷。他是个盲人，年轻的时候靠按摩过活，年前刚生完一场大病，身体大不如从前。他从上衣口袋摸出200块钱，非要塞给我，说“你拍电影不容易，算二爷赞助的。”我看到他坏死的双眼溢出了眼泪。

我没要。我都三十多岁了，怎么能要一个孤寡老人的钱。回到家我跟我妈说起这件事，没忍住哭了。

生活的苦难，让人心变得异常柔软。

或许是下过矿的原因，也或许是在农村吃过苦的原因，我从小就耐力好，承受力强。

2014年，我为了筹备《光盲》，曾经去煤矿上了一年多的班。

煤矿的工作每个月三班倒，十天一换班，每天都要下到500米的深井下作业。我当时所在的小组是掘进队，主要负责给煤层开辟巷道，这样机器设备才能进去，就相当于打隧道了。

轮到上夜班的时候，我们半夜12点下井，第二天中午12点上来洗澡吃饭，太累的时候人是休息不好的，所以我每天又酸又困。

下矿干活对身体的消耗又很大，我下去的时候会带点火腿肠和方便面，吃东西越快越好，这样吃进去的煤灰会更少。

但是偶尔我也会陷入迷茫。《肖生克的救赎》里安迪是被困在监狱，我是被困在煤矿。虽然每天都要下井，但是我还是想拍电影。后来我就像《夜幕将至》的男主那样，找人算命，那个人算完之后说我一年后会离开煤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让我做好一个计划。

果不其然，第二年我带着我在矿上工作攒的五六万，离开了煤矿，拍完了《光盲》。这部长片后来成为我进入电影圈的投名状。我借此来到北京，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回头一想，对一个采矿的人而言，煤矿精神就是开拓精神，话不多说，干就完了。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在拍电影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放弃。

“坑底”的勇气

我的父亲曾强烈地反对我从事电影。

父亲是个很务实的人，他想让自己的儿子沿着他的路走下去——成为一名矿工。

十几岁的时候，我不得不在父亲的坚持下去煤炭中专上学。那些年山西的煤炭行业很好就业，你只要学了这个就能安排工作，一个月大几千的工资拿着。

菅浩栋在拍摄现场给父亲说戏

我在煤矿工作过，深知这个体制的残酷。你在体制内没有资源背景，你可能一辈子就只是个矿工。对我而言，这比我做电影更残酷，更难。

在煤矿怎么体现你的才华呢？你得拍马屁，找关系，你的地位才能提升。但是我的父亲就是个普通的工人，我何时才能在煤矿出头呢？

那真是暗无天日。

但是，当我*次在大银幕上看到《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以后，我就对电影爆发了巨大的兴趣。原来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东西我可以在电影里过把瘾。那实在比学采矿有意思多了。

没遇到电影之前，我在学校宿舍天天打游戏，但是遇到电影以后，我十年都没碰过游戏了。

后来我知道了一个叫贾樟柯的山西导演也是从汾阳走出去的，考了3年才考上北电。我觉得我也可以试试。于是我买了一台DV开始了我的电影生涯。

对科班出身的人而言，你在一个专业的环境里学拍电影，你得用好的设备去拍，所有的资源都到位你才会开始。

我不是科班出身，没有资源，没有背景。我身边还有很多认识的朋友基本上都不是学电影的，但是非科班出身的人，确实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你也不知道其中可能会有什么坑。当然我不怕自己掉到坑底，因为我已经在坑底了。

我也不会因为技术的东西制约我的创造力，没有那么多顾虑。我坚信如果你真的有才华的话还是有机会被大家看到的。

对于拍电影，我拥有的就只是一种勇气。我们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没拥有过什么，那我们拍了之后又能失去些什么呢？最多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负债，但是起码我还留下一部电影。

2023年1月，我带着《夜幕将至》来到平遥电影展。最后我们获得那届影展的*影片。颁奖的时候，我从贾樟柯导演和宁浩导演手中接过奖杯。

我从平遥电影展拿奖回来，参演过的老乡们想看这部电影。大年三十儿的晚上，我就在我家电视上放给他们看，大家边嗑瓜子边抽烟边聊天，坐了一屋子的人，有的人看困了就回家了，只有我妈完整地看完了。

我是她的孩子，她曾经因为我冒着生命危险去煤矿上班，内心是那么痛苦。看完电影，她没有说什么，但我相信她一定懂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