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biotech领域，活跃着一批“康字头”的创新药企业，他们成立时间大抵相近，命运也有近似的多舛。最近，其中一家已经沉默了近两年的企业迎来了一次分水岭事件。

6月10日，在美上市药企康乃德创始人潘武宾和郑伟向公司提出辞呈。同时，公司还宣布了新的任职消息：董事会主席和公司总裁都换了人。

“公司里我认识的人基本上都走得差不多了。”曾经就职康乃德的员工谭洛（化名）说。和常见的biotech过渡期换血不同，这家公司近年多轮裁员之后，几乎没有再补充过新鲜血液。“只有在生产工艺方面存在一些需求，研发方面几乎停滞。”

作为*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太仓企业，康乃德曾经吸引了很多资本的目光。仅仅2019年-2020年这一年，公司就完成了5500万美元的B轮融资和1.15亿美元的C轮融资。可谓光速。投资人阵容也很豪华，有RA Capital，礼来亚洲基金，还有启明创投这样的本土部队。

2021年3月，康乃德正式挂牌。发行当天，康乃德股价最高上涨约37%，市值达到12亿美元，五个月后超过了16亿美元——而之后等待它的，则是一条陡然的下坠之路。

上市同年11月，康乃德的核心产品IL-4Rα单抗CBP-201二期数据未达市场预期，股价曾在1天中跌去61%；第二年，公司另一核心产品CBP-307：用于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S1PR调节剂再遭临床挫败；由于股价长期低于1美元，被SEC列入“预摘牌”名单；2023年，康乃德将CBP-201的大中华区权益卖给先声药业，8.75亿的潜在交易额实属微薄，未能挽回市场信心。

而再后来，这家公司几乎就再也没有传出什么消息了。

回看公司的历程，谭洛认为康乃德失败的原因非常简单。他认为，这家公司就是一家典型的“熟人创业”型公司。创始人和投资人之间多年相识，在当年的行业景气度下，决定将公司推上交易所；而公司管线和前期数据是否真的“立得住”，反而在当时并没有经过谨慎判断，也为后期的坠落埋下了隐患。

可以说，康乃德的故事，是一段属于泡沫时代的旧话。大时代落幕之后，在一些隐秘的角落里，一批企业正在努力写完最后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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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杂的基因

康乃德的发迹，不得不说是励志的。

创始人潘武宾和郑伟都有海归背景。潘武宾于2000年回国创业，先后创办了若干相关生物医药企业，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参与创建了中 美冠科，并先后任中国区总裁、COO和执行副总裁。郑伟则有多年美国biotech的工作经历，并担任过其中两家药企的首席科学家。

2008年，潘武宾就职的中 美冠科与辉瑞在太仓共同设立了亚洲肿瘤研究中心。彼时，正处于太仓产业转型的关键阶段，由于背靠上海这一人才和技术重地，生物医药也成为重点培养领域。这也让潘产生了在此创业的想法，于是拉上了老友郑伟。

可以说，两个人的创业就是当年最典型的“企业家+科学家”双打组合。但2012年公司成立后，并没有得到市场太多关注。在2017年核心项目CBP-307一期数据出来之前，支持公司的基本只有太仓市的本土创投机构香塘创投。

虽然香塘创投在业内知名度不高，但其母公司香塘集团则是当地极有实力的家族企业。集团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及关联方公司多达52家，涉及地产、化工、基建、贸易等领域。*代董事长顾建平和儿子顾振其成为康乃德前期最主要的股东，上市时持股比例为12%。

在康乃德一穷二白的时候，香塘集团天使投资的3000万元几乎是“盲投”，却成了公司的立足基础。作为一家有海外基因的公司，康乃德从“土老板”手里拿到了*笔的钱。但真正走向融资市场，还是2018年以后的事情。

当时，公司刚刚在墨尔本完成了CBP-307临床一期的对照研究，拿到了药效学的初期数据。第二个候选药物CBP-201也箭在弦上。创世团队于是有了真正和专业资本进行谈判的资本。

融资过程非常顺利。“拉投资的时候，基本动用的是创始人在中 美冠科时期建立的人脉。”谭洛称。海归团队的背景，本土集团的注资，地方政府的鼓励，再加上当时业内急躁的风气，让不少熟人欣然入局。其中推动融资的某一家投资机构，是业内有名的“寻血猎犬”。“他们家的业绩还行，但是投的项目在风险把控上完全疏漏，后期酿成了一些丑闻事件。”一名业内人士评价道。

公司一开始想走的就是境外上市。在谭洛看来，这又是一着急于求成的错棋。“可能还是因为团队的海外关系，”他有点无奈地说，“现在看来，美股除了上市条件宽松以外，并没有其它好处了。即使是产品过硬的公司，可能都得不到合理估值。”

更何况，康乃德手里捏着的产品的牌组，有一点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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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争议的产品

一直以来，支撑康乃德市场价值的，主要是两条管线：CBP-201和CBP-307。

CBP-201是一款以IL-4Rα为靶点的全人源单抗，公司将其用作治疗中重度特应性皮炎的开发方向。2021年11月18日，也就是上市半年后，康乃德宣布全球二期临床达到主要终点。但是这一胜利宣言，却引发了市场的强烈不满。

根据CBP-201的一期数据，市场给予这款药物的预期是me-better，对比对象是已上市同类产品度普利尤单抗。但后续临床结果表明，尽管CBP-201达到了有效性终点，但没有证据表明比度普利尤单抗更优。

最后，公司给出的定调是：一切都是临床设计的锅。由于临床入组患者的特应性皮炎基线疾病严重程度比较低，这就导致了评分与基线的变化百分比更低。

但对这个问题，谭洛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其实公司内部对这个产品的预期也是不断走低的，”他说，“一开始是best-in-class，后来是me-better，最后基本上是me-too。试验设计当然是一部分原因，但是在同靶点产品里，我们做的确实不算好，和一开始想象的差了一截。”

紧接着第二年，康乃德的另一支柱管线也除了问题。2022年5月，S1PR调节剂CBP-307的二期临床试验发布，未达到统计学意义。至此，能够维持公司生命线的产品几乎全军覆没，不到一年时间，康乃德从云端掉到了泥沼中。

“也是正好赶上了疫情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全球临床的脱落问题很头疼。”谭洛说。和其它biotech的反复挣扎相比，康乃德的“缴械”速度很快，不久之后就将公司业务重点缩成了一个点。

在CBP-307二期数据公布后，公司随即表示考虑将其对外授权，以集中资源推动CBP-201的开发，但没有下一步的消息；而当初全力保下的CBP-201，也没能坚持太长时间：2023年，公司宣布原定于2022年底启动的针对皮炎适应症的全球临床三期将被终止，因为当时的融资环境已不再友好。

所幸，公司后来等来了先声，买下了CBP-201的大中华区权益。但这也意味着：康乃德手里的牌已经打完了，只剩下CBP-201的海外市场价值。

海外市场价值的实现，并没有那么容易。在国内的IL-4Rα单抗赛道上，康乃德还算进度靠前，因此上市的可能性很大；再有先声的销售网络加持，市场成绩不会太差。但海外市场就要险峻许多：赛诺菲的度普利尤单抗销售峰值已经达到200亿欧元，在没有头对头数据的情况下，一家中国企业拿什么去拼？

因此，目前康乃德的主要任务在于海外BD，将CBP-201的海外权益托付给一家商业化能力过硬的跨国企业。这也许是这次高管换血的最主要原因。

从股权变动来看，伴随着高管团队变动，PanaceaVenture （瑞伏医疗创投基金）强势加入，以21.8%的持股比例成为*大股东。这支基金团队成员，大多来自知名的凯鹏华盈中国（KPCB China），以在北美积累的大量行业资源著称。

在一系列操作的配合下，CBP-201找到下家依然有希望。但康乃德的故事，也许并不会跟着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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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如今，仅凭一款产品的一期数据就能融到几亿美元、估值十几亿美元的故事，早已成为天方夜谭。

事实上，和康乃德困窘的研发处境相比，公司账面上的现金一直没有烧干，足以见得时代遗留的富足。在手握17亿的时候，就选择弃车保帅，将赌注都押在CBP-201这一款产品上。

公司宣称，自己一直在搭建一条更长的跑道，“实现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的里程碑，将临床前资产推向临床。”

从已有信息来看，康乃德这家公司的财务策略偏向谨慎，临床管线时常因为未来短期融资渠道的缺乏而中断。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新钱进来，我就不开工，即使我手里还有钱。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偏向比起“走一步算一步”的biotech，显得更加靠谱。但如果调转视角：这种保守和当时疯狂的市场并不匹配。

16亿美元的市值是泡沫，但有些公司接着泡沫顺势膨胀，将市值从虚作实；而另一些公司，譬如康乃德则选择无为：泡沫产生前只有两款核心产品，泡沫破碎后也没有跟进的备选管线。很其热心的融资行为相比，对研发的谨慎也可以被称作冷感。

在这种情况下，泡沫也只能是泡沫而已。*不同的，只有钱最终落入谁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