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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安全是指一国经济的安全和重大利益不受侵害或威胁的状态，包括经济主权安全、资源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科技安全、产业与贸易安全等。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基础。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守住国家经济安全底线，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近年来，我国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经济增长传统红利相对减弱，经济安全面临多种风险挑战。

人口红利有所衰减，经济增长动力趋缓

人口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低出生率、老龄化趋势和高端人才相对短缺等问题，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安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年度出生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而老龄化程度却在逐步加深。截至2021年末，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为7.52‰。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8.9%，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4.2%。根据国际标准，当60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超过7%，就可以判定一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人均GDP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但老龄化程度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同时，我国就业人口结构性矛盾开始显现，高端人才数量、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截至2020年，我国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口总量仅为26%，高技能人才仅占技能人才总量的28%。从供给侧看，制造业招工难、用工难问题亟待解决。从需求侧看，老龄化社会总体消费倾向较低，社会中最具消费能力和活力的中青年人口比例下降，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技术红利开始减弱，产业链升级压力加大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具备技术性后发优势，即从发达国家引进各种先进技术，通过学习、消化、吸收和创新推动本国制造业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就是从学习借鉴开始，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链由中低端向高端跃升阶段，产业技术壁垒不断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很难通过仿造借鉴来掌握。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我国中高端制造业实施多项制裁，企图遏制我国高新技术行业发展。同时，发达国家推行制造业回流战略，对我国产业链升级形成新的压力。

实体经济发展放缓，产业空心化务须警惕

从历史规律看，一国在迈入中高收入行列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开始较快下降。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16年的28.07%下降至2020年的26.29%。同时，实体经济和金融业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导致资本、人才不断流向金融行业，进而加剧经济结构脱实向虚。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制造业过早、过快衰退会导致国家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就业岗位减少，降低本国经济抵御风险能力。经济脱实向虚容易诱发金融行业过度繁荣，生成资产泡沫，增大产业空心化风险。从历史上看，20世纪90年代，日本就是因为地产金融泡沫破裂，让日本经济陷入了“失去的30年”。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必须牢牢抓住粮食生产这个命根子

由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等原因，我国耕地面积正不断减少。2009—2019年间，我国耕地面积从20.31亿亩下降到19.18亿亩，平均每年减少耕地面积超过1000万亩。目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已不足1.4亩，仅仅为世界平均水平（人均2.7亩）的一半多一点。我国粮食结构性短缺问题依然存在，对外依存度较高。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达68285万吨，但进口粮食16453.9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24.1%。

全球能源危机显现，保障能源安全任务艰巨

能源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是战略资源、经济资源，也是外交资源、军事资源。近年来，受国际形势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范围内能源供给短缺，价格持续上涨。我国能源进口依赖度较高，能源安全问题不可小觑。2021年，我国生产原油达到19898万吨，创5年来新高，但同年进口原油达51298万吨，对外依赖度超过70%。目前我国能源供需总体平衡，但局部地区季节性和阶段性的失衡仍然存在。同时，在新能源核心技术研发、清洁能源应用等能源转型新技术领域，我国还存在技术短板，距离实现“双碳”目标要求仍有差距。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责任重大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与风险始终相伴。历史上的大国兴衰往往与金融能力密切相关。20世纪的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本世纪的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安全影响巨大。当前，我国金融风险挑战主要集中在金融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和大型企业信用债务等方面。随着我国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进程不断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金融领域各主体间联系紧密，容易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作者：王一新，系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家发展战略教研室副教授

编辑：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