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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日本实现经济赶超与高速增长，被认为是东亚模式的开创者与优等生。而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日本经济一度陷入停滞，此后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足以令其他东亚经济体警醒。
伊藤隆敏曾任担任日本经济学会主席、日本财务省副财务大臣、首相经济与财政政策顾问，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顾问。星岳雄则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东京大学等知名学府。严谨的学术训练、丰富的政策经验以及长期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使他们对日本经济的历史经验、主要特征、运行机制、面临的挑战与政策应对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他们系统性地研究了日本繁荣与停滞的背后原因，认为日本此一时赶超的密码和彼一时停滞的枷锁，实为同一套制度安排，变化的是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持续繁荣的密码，实为“创造性破坏经济机制”。
本周长江读书带来《繁荣与停滞：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一书，在全球经济“日本化”担忧加剧的今天，研究重看日本经济发展，更显其意义。
01
赶超的密码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一般规律日本经济赶超的制度安排，并非自主选择的。
二战后，盟军在占领日本不久后，便推出一揽子使日本经济民主化的措施，主要包括拆分财阀以反垄断，土地改革以创造跻身中产阶级的农民，以及劳工改革。这些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使日本快速恢复经济生产能力，而是要摧毁其不民主的经济结构。
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些制度安排瓦解了日本战时的命令经济体制，催生了金融体系中的主银行制，强化了劳动力市场中的终身雇佣制，意外地成为其实现经济赶超的密码，创造了更富竞争力的经济体制，助推日本经济起飞。
东亚模式的核心机制是出口导向战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其他实现高增长的后发东亚经济体也遵循了这一规律。
但往往被忽略的典型事实是，日本出口的高速增长以进口替代相对充分的发展为前提。
二战前，日本通过初级产品的进出口替代，从农业国家发展成轻工业国家。二战后，进出口替代得以短时间内在重化工领域重演，这得益于当时的强劲外部需求，使得日本的初级进口替代品（如棉纺织品）出口快速扩张，为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积累了资本，也得益于来自美国的直接资金援助以及重化工业技术转移。
1955年-1973年，日本重化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2%，带动经济增长率达到9.4%，迎来“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日本成为东亚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因此被誉为东亚模式的开创者和优等生。
02
停滞的枷锁泡沫经济中的政策刹车与供需问题日本高速增长的持续，塑造了民众对其赶超密码的迷信。
在这期间，小幅的衰退虽然总是引发人们对高速增长行将结束的担忧；但增长很快恢复，实际的经济增长甚至超过当时最乐观的估计。几个来回后，越来越多的民众成为相信经济高速增长将长期持续的“多头”。
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即便经济增速已经放缓，但以股票和土地为代表的日本资产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还是出现了异乎寻常的上涨，短短几年内翻了两番，其中大城市的商业用地价格上涨更加剧烈。资产价格最终上涨到不可持续的地步，然后不得不开始回调，泡沫破灭才让人们意识到了泡沫的存在。
1992年至2012年这段时期，其实就是日本众所周知的“失去的20年”，主要特点是增长率非常低。在这20年中，日本经济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0.8%，而名义增长率为0%。名义增长率低于实际增长率的情况在任何经济体中都是不寻常的，这反映了日本经济正在遭受通缩。
“失去的20年”根据数据、核心问题和政府政策应对等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失去的20年”四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2年到1997年，这一时期是一次正常的衰退。但是资产价格的继续下跌，金融监管机构放任金融机构资本流失，导致了1997年的银行业危机，从而开启了“失去的20年”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1997年到2003年，发生了一系列金融机构倒闭事件，从正常的衰退演变成了长期的停滞。为此，日本政府和央行创建了一个新的金融监管框架，竭力清理不良贷款。最后，直到2003年主要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得以解决。
第三阶段是2003年至2007年这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在颇有人望的首相领导下，日本经济出现了积极的转变。
第四阶段始于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至2012年，日本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复苏缓慢，并且伴随着严重的通缩。尽管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但借由贸易途径的溢出效应，日本也深受其害。经济危机也带来了政治上的转变和混乱。
到2017年，GDP缺口消失了，劳动力短缺非常严重。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长受供给侧制约的阶段。
从直观的原因来看，泡沫破灭源于货币与监管政策突然收紧。
一是1989年起日本央行渐次加息，再贴现率从1987年的2.5%调到1989年5月的3.25%,再到1990年8月的6.0%。而此前，为应对《广场协议》以来的出口下滑与通缩输入，日本央行实施了一系列降息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无疑助推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
二是房地产贷款监管收紧。1990年3月，大藏省颁布限制向建筑、房地产和非银行部门发放贷款的数量，释放抑制地价上涨的明确政策信号。大藏省还提议在征收房地产税的基础上，对在高价格地区拥有大量土地的所有者征收额外的土地税。
政策转变为急剧膨胀的资产价格踩了刹车，特别是抑制地价上涨的政策得到了社会支持，因为彼时的房价对大多数首次购房者而言太贵了。但是，刹车之后资产价格掉头向下，且速度之快、影响之烈，显然超过了政策制定者与民众的预期。
资产价格下跌导致资产的财富效应和抵押效应反转，股票和房产贬值，人们出于对未来的担忧，相应地减少了消费支出，总需求下降，供给侧企业的生产也在收缩，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出现全面衰退，经济陷入停滞。
这里有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即政策转变的时机。从理论上讲，杠杆推升的资产泡沫不可持续，其破灭会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先发制人刺破泡沫似乎是合理的，总比听之任之自然破灭带来的损失小。1985年-1989年，房地产价格翻了两番，实际上到1987年时就已经翻了一番，此时出手似乎可将泡沫扼杀在萌芽状态，或许可实现高位企稳，即便有阵痛，代价也会小一些。
困难的是，监管机构需要在1987年就清楚地识别泡沫及其大小，并充分地认识到泡沫破灭的灾难性影响。更困难的是，这一阶段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应对日美贸易冲突等外部冲击的需要，资产价格的上涨是其非预期的政策后果，实际上并未能够吸引足够的政策注意力，高速增长幻觉下的民众反而认为这是经济基本面支撑的繁荣。
若日本选择在更晚的时机刺破泡沫，是否代价更大？历史不容假设，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失去的20年”其实是需求侧和供给侧共同导致的结果，尽管通缩表明，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需求因素的影响都超过了供给。
迄今为止，研究日本“失去的20年”被关注的都是总需求的组成部分（消费、投资和出口），分析其如何受到了各种国内外的冲击，以及政策对这些冲击的错误反应。然而，日本在总供给方面也受到了不利影响。在“失去的20年”后期，供给方面的制约变得尤为严重。即使日本最终摆脱了通缩，如果供给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它能实现的增长率也将会继续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
那么在“失去的20年”里，尤其是在第三和第四阶段，制约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因素是什么？
经济增长可以分解为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贡献。当所有可用的劳动力和物质资源都投入使用时，经济就实现了它的生产潜力。潜在增长率就是经济能够持续增长的最高增速。当潜在增长率变低时，整个经济周期的实际增长率就会降低。
供给侧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日本的老龄化社会状况。出生于1947—1969年的婴儿潮一代，到2010年已经达到60岁或以上了，他们开始从终身雇佣的工作中退休。自20纪70年代中期出现第二次生育高峰之后，婴儿数量持续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退休人口增加，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这一趋势在21世纪前20年加速发展。
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下降意味着劳动力对增长的贡献变为负值。此外，退休人数的增加意味着养老金支出和医疗费用的增加。同时，退休人员在退休后会花掉他们的储蓄，所以总储蓄率会下降。日本巨大的人口变化无疑拖累了潜在增长率。
在这一时期，资本投入的贡献也一直在下降，从1993年的2%下降到2008年的0%，然后在2012年下降到-2%。全要素生产率一直保持在1%左右。
资本形成下降的原因之一是日本企业将工厂迁到国外，这在早期阶段是由于成本原因（日元升值使在日本的生产变得非常昂贵），在后期则是由于工人短缺和国内市场的萎缩。随着投资的减少，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低。
在“失去的20年”里，由于各种原因，技术进步也放缓了。
这是经济增长追赶阶段结束的自然结果。当日本努力追赶更先进的西方经济体时，日本的制造业能够通过从其他发达经济体引进尖端技术来实现增长。不过，在赶超式增长走上正轨后，日本企业就必须要实现本土的技术创新了。
另一个原因是，近年来与美国、一些欧洲国家甚至中国相比，日本采用信息技术的速度相对较慢。在服务业部门和中小企业中，这一问题尤其严重。
为什么日本公司迟迟不引进新的信息技术呢？原因之一是它们没有必要这么做。这与前期银行业危机时期的核心问题“僵尸企业”有关。
一些现有的企业即使已经变得无利可图，也会受到保护并留在市场上。这些企业无须通过投资信息技术或任何其他措施来提高生产率和盈利能力。保护这些僵尸企业的主要后果是延缓了创造性破坏的进程，即缺乏生产力的旧企业被富有生产力的新企业取代。
创造性破坏对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而言已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机制。然而这类过程在日本这20年间却因为种种原因被扼杀了。
03
艰难的转型创造性破坏经济机制的生成乍一看，日本泡沫经济中的政策刹车和供需问题，似乎成为其停滞的枷锁，在随后的20年内都未能再次成功地解锁。
但从深层次的原因看，真正造成其停滞的枷锁，恰恰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赶超的密码，经济增长模式的制度安排未能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及时进行适应性调整，适合承接技术转移的发展模式无法驱动前沿创新。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20年，美国和日本在许多工业领域的生产率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
这并不是因为日本企业没有投资于研发，相反从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标准看，日本在“失去的20年”里表现卓越，实际上仅次于美国，如下图所示：
尽管在研发和专利申请方面进行了投资，但日本主导产业的表现却出现了下滑。即使是在汽车产业，前景也未必那么光明。当电动汽车正在变得更便宜并成为行业标准时，日本汽车制造商可能无法跻身全球领先者的行列。日本汽车公司在自动驾驶技术方面落后于全球的竞争对手。
一些日本企业试图通过与外国企业建立商业战略关系或收购外国企业来扩展其业务和服务，但成功者寥寥。
使用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型公司，如谷歌、亚马逊、脸书（现更名为meta）和苹果，都来自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的垄断地位可能会受到挑战，但如果真的如此，许多人却预计这一挑战将来自中国，而不是日本。
为什么日本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硅谷呢？在“失去的20年”及以后，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答案是因为日本缺少一个像硅谷那样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而这与日本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很大关系，这一模式的特征包括主银行制、终身雇佣制、产业政策以及其他看似独一无二的制度。这种模式在经济增长的追赶阶段表现上佳，但并不适合鼓励前沿创新，在许多制度方面，它与硅谷模式是对立的。
在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创新往往来自初创企业。但日本企业受年功序列及终身雇佣制的束缚，劳动力从过剩部门向短缺部门的转移难度较大，在快速发展的技术产业中处于劣势。高速增长阶段在传统制造业中行之有效的企业专用型的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业的创新不再有效。
日本的主银行制对有抵押物的制造业发展有很好的支撑作用，但难以为缺乏抵押物、高风险高回报的信息技术企业提供有效融资。
此外，大学里企业家精神的匮乏，也是造成日本在“失去的20年”间缺乏初创企业涌现的原因。人们期待大学能够实现技术创新，借助于这些创新可以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但大学并没有孵化出多少成功的初创企业。因为日本的国立大学对教授有严格的规定，禁止其创办自己的公司。
随着经济追赶阶段的结束，以及增长引擎从传统制造业转向各种软件和信息技术产业，日本模式似乎失去了光彩，成为了拖累日本经济增长的绊脚石。
那么，持续繁荣的密码到底是什么？
作者认为是“创造性破坏经济机制”。
实际上，每一个东亚模式的经济体，高速增长回落后都普遍面临从要素投入红利向要素组合红利的转型，即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创新驱动是果，政策制定者真正需要谋划的是驱动创新，建立“创造性破坏经济机制”。
达什等人（Dasher、Harada、Hoshi、Kushida and Okazaki，2015）考察了关于硅谷生态系统的文献，识别出创新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六大核心构件：
1. 为风险企业提供资金的金融体系；
2. 提供高质量、多样化和流动性人力资源的劳动力市场；
3. 各产业、大学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以产生源源不断的创新理念、产品和业态；
4. 大型成熟企业和小型初创企业共同成长的产业组织；
5. 鼓励创业的社会制度；
6. 协助初创企业建立并发展的专业人士。
上述制度安排共同构建了创新的生态系统，创新的集聚也往往能带来更大的创新，“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机制”就这样持续地推动增长与繁荣，实现对“停滞”的终极解锁。
但这一转型，必将是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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