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以来，新冠病毒重创世界经济，正当人们深陷绝望之时，一股拉动复苏的巨额资金力量却在黑暗中悄然汇聚。这道再造明日繁华的希望之光，就是 ESG 投资。

2021 年 2 月，高盛银行美国首席执行官凯里·哈里欧（CareyHalio）表示，2030 年以前，预计会在 ESG 领域部署 7500 亿美元投资项目，这些项目主要以债券的方式进行，并作为高盛面向未来的核心战略持续开展，今后，预计每隔 12 —18 个月，就发行一次 ESG 债券。花旗公司（Citi）推出花旗 ESG 世界系列指数（Citi ESG World），为全球一流 ESG 投资者提供服务。

不难发现，ESG 正在成为国际资本蓄水池的水龙头。相关研究估计，2050 年之前，全球主要的资本项目都将主动或者被动接受ESG 筛选，那些无法通过 ESG 指标测试的项目将会失去接触国际资本的机会。

ESG投资历史：义与利的螺旋

ESG 投资最早萌芽于宗教伦理对资本活动的积极影响，宗教人士出于对道德禁忌的恪守，逐渐孕育出一种“伦理投资”观念。早在 17 世纪，新教教派贵格会（Quakers）积极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友爱，旗帜鲜明地反对暴力和战争。教义要求贵格会信徒不得从军火和贩奴的交易中获利，后逐步演化成一种流行的投资标准和规范。

美国卫理会（The Methodist Church）教派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认为，合乎道德的投资，是《圣经》向信众们提出的第二大神圣义务。1760 年，卫斯理在其名著《论金钱的使用》中提出，“使用金钱的人，不应该参与罪恶的交易”，敦促该教的信众，要当现世财富的“善良管理人”，避免从对亲友们的伤害中获利。

之后，这个原则得到社会广泛认可，伦理投资者们谨遵戒条，将军火、奴隶交易、酒精、烟草、赌博等项目列入负面清单，排除在投资标的范围以外，逐步形成 ESG 投资的雏形。

进入 21 世纪，全球金融危机和财务造假丑闻将投资人的注意力引向公司治理。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与环境问题和企业主体的连接点，在于公司的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只有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入手，才能将上述议题纳入一个统一的系统框架之中。

2004 年，高盛公司完成了 ESG 指标体系化的关键一步。在《全球能源：对能源部门的可持续投资》报告中，高盛首次提出依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指标维度，创建系统性指标框架，用以评估投资对象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006 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的“负责任投资原则（PRI）”，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启用。该原则不仅提高了 ESG 框架的适用层级，而且首次将“负责任”概念定义到 ESG 框架上。PRI 认为，责任投资是“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因素纳入投资决策和积极履行所有权的一种投资策略和实践，鼓励投资者通过责任投资实现社会价值、降低风险并取得长期收益”。

ESG投资=责任投资

ESG 是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围绕这三类非财务性指标展开系统化分析，从而决定投资策略的活动，就叫作 ESG 投资。

ESG 投资不像传统投资那样，眼睛只盯着财务数据，而是综合考虑主体履行社会责任的 ESG 表现，依托 ESG 指标体系，进行资产配置、估值和交易等投资决策。在这个过程中，ESG 议题呈现为具体的社会责任，相关履责情况成为独立的投资评估要素，因此 ESG 投资也被称为责任投资。实践中，ESG 指标与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高度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ESG 投资还有可持续投资的别称。

新冠肺炎疫情使人类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社会的矛盾问题已经十分尖锐。科学证明，环境污染导致的气候变化不仅会带来高温、洪水、酸雨、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害，而且会通过变异病原体性质、强化病毒传播能力、降低人类和动物自身免疫力等方式，破坏生态平衡，加重病毒的全球扩散和流行。

资本向善

马克思最早看出，“从经济理性中是无法衍生出伦理原则来的”，因此，他从生态环境、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等角度，对资本主义提出了系统性批判。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正是马克思这个问题意识，最早锁定了 ESG 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大主题。马克思一百多年前预见的自然环境问题，正是当下 ESG 投资的现实肇源。

今天，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洪水频发、瘟疫流行、空气污染，这些问题的出现已经证实了思想家们的预言：自然生态正在失去既有的平衡，滑向一种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状态。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问题，人类必须以某种有效的方式承担起自身作为命运共同体的社会责任，唯其如此，方能免于集体无意识造成的自我灭亡。ESG 已经成为警钟，由它发出的声音正在穿透政治意识形态的阻隔，形成一种世界性的共识：资本向善，别无他路。

规避“绿天鹅”潜伏带系统性风险

2020 年 1 月，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专题报告《绿天鹅——气候变化时代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稳定》，首次将“绿天鹅”作为一种 风险概念提出来。绿天鹅作为一种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它潜在的破坏性或者说危险性更为巨大，在一定意义上，绿天鹅风险关乎全人类的生死存亡。

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可采取的策略有四个方面。

第一，ESG 宏观审慎管理与 ESG 风险因子纳入。ESG 宏观审慎方面，要对绿天鹅概念具备清晰的认知，对物理风险的类型、基本模式和全球分布情况保持敏感性，同时要深入理解转型风险的发生、传导和爆发机制，了解绿色资产和棕色资产的基本分类。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自己的 ESG 风险宏观分析框架，保持对绿天鹅风险的跟踪观测，对风险集中度特别高的领域、产业和相关资产，可以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将其排除在自己的投资组合之外。 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量化的 ESG 管理工具，将气候风险相关的 ESG 风险因子纳入全面风险管理。

第二，通过投资救灾、抗灾资产对冲气候风险。绿天鹅区别于黑天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气候风险的爆发具有确定性，如果没有人为介入或者应对行动失败，那么相关风险就一定会变为现实的灾害。因此，当我们的投资组合不得不涉及绿天鹅风险时，一个更具体的方法就是想办法对冲风险。对此，最直接的措施莫过于投资救灾、抗灾资产。

第三，通过保险、再保险机制分散巨灾风险。保险、再保险被称为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在分散气候风险方面具有专业化优势。近年来，随着绿天鹅事件频繁显现，巨灾保险日益引发人们的关注。巨灾保险的承保领域主要集中在地震、洪水、干旱、雪灾、台风等极端天气引发的灾害事件方面。为提升对灾害事件的响应速度和应对能力，保险公司开发了巨灾指数保险、巨灾债券等新型保险产品。投资者在进行资产配置的时候，可以积极运用这类避险工具，有效控制投资组合的风险暴露。

第四，关注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应对失衡的风险。绿天鹅风险的一个特殊复杂性在于：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二者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上述两种风险的应对举措互为制约，如果不适当地单独处理某一方面风险，在具体举措上失去平衡，也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新破坏。对此，要运用一种新型风险模式加以识别和有效管理。

推 荐 阅 读

作者简介：

陈璞，现供职于某中央金融机构，从事公司治理和ESG工作。毕业于中山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在高校和地方政府任职，致力于金融和法律创新研究，在《中国法学》《中国金融》《人民日报》等期刊报纸发表专业文章30余篇，译著一部，主持研究项目若干。

内容简介：

ESG 是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和管治（Governance）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围绕这三类非财务性指标展开系统化分析，从而决定投资策略的活动，就叫做ESG投资。ESG 投资不像传统投资活动那样，眼睛只盯着财务数据，而是综合考虑对象主体履行社会责任的ESG 表现，依托 ESG 指标体系，进行资产配置、估值和交易等投资决策。

在这个过程中，ESG 议题呈现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责任，相关履责情况，则成为独立的投资评估要素，因此，ESG 投资也被称为责任投资。实践中，ESG 指标与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高度相关，因此，ESG 投资有时也被称为可持续投资。

本书全面介绍了金融投资领域引领绿色复苏的新兴投资方式—— ESG投资，从理论到实践层面，对 ESG 投资的本质、规则、方式、工具、实操方法、案例等进行了全面论述，特别是对中国 ESG 投资的现状、发展趋势、实操方法，以及在A股市场等的投资案例做了详细分析，无论对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都是一本很实用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