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 图

11月9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财政蓝皮书：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22）》（下称蓝皮书），蓝皮书认为，“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将小幅下降，‘十四五’期间增速放缓；同年财政支出将高于往年水平，‘十四五’期间财政支出依旧面临较大压力。不过，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科学技术领域的财政投入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速，财政支出结构和资金使用效率将进一步优化和提升。”

疫情以来，中国经济表现好于预期，这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蓝皮书认为，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地对冲了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公共风险，但也导致了财政风险的攀升。

蓝皮书建议，多重风险叠加下，财政政策需以公共风险管理为导向。2022年是“十四五”时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特点是着力提升政策效能，政策更加注重精准、实现可持续。财政政策需靠前发力，下好先手棋；需适配经济和社会层面多重风险对冲，构建确定性；需适配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权衡，实现财政可持续。展望以后年度，财政政策需注重前瞻性、整体性、集成性、协同性，注重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的有机统一。中长期视野下，财政政策需聚焦人的现代化发力，注重相机抉择政策与前瞻防范风险政策相结合，注重财政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之间的协同。

具体来看，蓝皮书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无疑是一系列决策部署中最为重要的一项。需要努力增加“稳住”的确定性因素，以应对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一是以稳就业、稳收入构建民生的确定性。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国家2022年以来密集出台一系列纾困帮扶政策，以此稳就业、稳民生、稳市场主体，同时提升市场主体和居民的信心。

将稳就业和稳收入作为宏观政策的重要发力点。就业和居民收入关乎社会稳定和基本民生。现有的思路是：一方面，以保市场主体为主，待市场主体经营好转后，间接保居民收入，但企业经营状况好转需要时间，尤其在宏观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另一方面，通过中央转移支付直达地方财政，对失业和困难群体进行帮扶，但这种方式存在帮扶效率和公平的问题，现有的低保救济政策并不能覆盖新出现的困难群体。因此，可考虑在现有政策基础上改进帮扶方式和技术手段，以更加高效、精准地触达目标群体，有效遏制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收缩和居民生计风险的蔓延。数字化已经成为发展的大趋势，数字政府建设应顺势而为。例如，可以考虑将个税App扩展成为发放居民低保救济和补贴的平台。

蓝皮书建议将缓解刚性支出压力作为稳民生的重要抓手。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考虑适当调整年度预算安排，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打破财政的“不可能三角”。在这个问题上，国外已有类似实践。比如在居民收入断流的紧急状态下，采取财政货币一体化的政策措施。当前，部分居民和家庭增收陷入困境，中国也可以考虑类似的政策安排。

“财政政策以就业为目标导向，着力支持就业数量增加和就业质量提升，有助于实现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的有机统一。”就业是综合性过程指标，既与经济相关联，也与社会民生相关联。财政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够为就业提供更多增长空间，进而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提高就业质量，从而改善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预期。通过民生领域公共消费带动私人消费增长，逐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开展职业技能和就业培训，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高创造有利条件，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畅通经济和民生的重要连接点，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面对部分居民就业困难和收入下降的严峻形势，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拓宽思路、勇于创新，及时推出新的应急举措，同时抓住稳就业和稳收入，避免经济风险进一步扩散为社会风险，牢牢稳住社会大局，从而为稳住经济大盘创造条件。”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进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3151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6.6%。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9038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2%。财政收支压力在增大。稳增长离不开财政发力，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又受到经济动能的约束，只有重新激发经济自身动能，财政政策才有更多用武之地，财力也才能持续。

在经济增长动能方面，蓝皮书认为“当前数字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数字革命正引领人类进入数字文明时代，应顺应这个趋势加快高质量发展。”

蓝皮书认为，首先不应割裂看待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就是数字化，未来的主导经济形态就是数字经济。数字革命将彻底改变经济社会的底层逻辑，也将深刻改变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府监管和宏观政策实施也会改变原有的逻辑路径。人类文明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现在的数字文明，主导的经济形态已经从农业经济形态、工业经济形态转变到当前的数字经济形态。从概念来说，数字经济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就当下来说的，属于国民经济的一部分，代表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另一层含义是就未来来说的，不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而是成为主色调，成为经济的普遍形态。数字化意味着传统经济模式或旧的经济形态正逐步向数字经济靠拢，向新的经济形态转变。通过数字化，让旧经济变成新经济，让传统经济向数字化转型。就此而言，不能僵化地理解“实体经济”这个概念，更不能基于此进行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不能厚此薄彼。

其次，要辩证看待数字经济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安全和发展并非对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新的安全问题，但不发展、发展慢，会导致更大的不安全。我们应当始终把发展摆在第一位，通过发展来解决安全问题，不能泛泛地将两者的关系抽象化、简单化和对立化。目前，涉及数字经济治理的相关部门有十多个，但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对发展负责，也不可能有这样一个部门。应该把“通过发展来解决各种问题”作为各部门监管的一大原则。大家只有朝着“促发展”这个方向共同出实招，才能真正为企业和企业家建立稳定预期。必须树立风险整体观，把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局部风险和整体风险统筹嵌入数字经济治理当中，不能顾此失彼。通过树立风险整体观，使监管政策真正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数字经济代表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潜力，是国际‘换道’竞争带给我国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应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安全、产业安全，最终保障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