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国企国际化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势，然而，国企国际化的过程充满曲折，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的案例层出不穷。其深层次原因是国资监管处于九龙治水的混乱局面，国企山头主义横行。因此，要从根本上杜绝窝里斗，防止一哄而起、恶性竞争，由国资委对国企“走出去”进行统筹谋划，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建立以国资委为核心的国资统一监管体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国外跨国公司纷纷瞄准中国。中国已不再满足于成为世界工厂，而要向世界创造转型，打造自主品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斯诺登棱镜门事件后，基于国家信息安全的大背景，涉及信息安全设备生产的外资企业受到中国政府的政策限制。这种情况下，外国公司希望通过引入中国股东的方式，摇身一变成为国有控股公司。可以说，在今天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外资企业从最初以产品占市场、以技术换市场到以股权换市场的大变革。

惠普出售“新华三”的企业之争

近期，基于中国信息安全政策日益严苛的背景下，惠普响应中国信息产业政策，决定向中国投资者公开招标，出售“新华三”51%的控股权，以实现通过老股转让获取现金套利，同时又“戴上红帽子”，名正言顺地继续占领中国网络信息通信市场，尤其是国有企业客户的目标市场。

“新华三”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的网络设备提供商，拥有完整的企业网数据业务产品线，并且是国内信息通信领域为数不多的众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在中国的外资公司。因此，这个项目引起诸如清华紫光、中国电子集团公司、中国华信邮电经济开发中心等大型国企的拉锯战，令人惊讶的是，清华紫光胜出了专注通信行业的大型国企，赢得惠普的青睐。

正如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所言：“只有芯片是主业，其余的都是生意”。“财大气粗”的清华紫光通过高报价与“囊中羞涩”的惠普一拍即合，主打“芯片”与“新华三”的业务耦合度最低的清华紫光最终笑傲群雄。然而清华紫光并非利用自有资金完成豪购，据报道是紫光集团控制紫光股份进行资本运作，在火热的A股市场融资圈钱。因此，清华紫光并不介意这点小钱，也不会在乎“新华三”的控制权和管理权，不可能抛弃“芯片”主业，更不会从中国网络信息通信产业的角度和国家信息安全的角度进行战略布局。该事件使业务和发展战略与“新华三”更契合的大型国企望而却步，中国国企没能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实现中国网络设备技术的升级，反而让惠普坐山观虎斗，成为最大的赢家。

当前，对国企境外投资没有统筹协调机构。2014年，清华紫光在没有向国家发改委提交项目报告取得核准的情况下，与锐迪科微电子公司董事会签署约束性并购协议，承诺4.5亿美元的分手费，从而最终以高出另一家国企浦东科投20%的价格完成交易，让外资股东华平基金成为最终赢家。在此项目中，发改委虽明知清华紫光擅自违规操作，却无有效办法及时采取监管措施制止这种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长此以往，中国境外投资相关法律将成为一纸空文。

国企走出去窝里斗引发的启示

中国国资监管九龙治水，漏洞百出，这是中国国企走出去窝里斗的根本原因。此次参与竞标惠普“新华三”项目的几家国有企业隶属于不同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中国电子和中国华信受国资委监管，清华紫光的大股东是清华控股公司，隶属于教育部监管，但其产权管理却归财政部。在国资委统一监管体制尚未建立的背景下，发改委、商务部有心无力，没有权威也没有能力去监管“隶属于教育部的清华紫光，产权管理却在财政部”的高校国资，凸显出中国校办企业产权管理存在的巨大漏洞。

该事件也说明校办企业的产权管理和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高校作为大股东不管不问，不参与校办企业经营决策，北大方正的事件已暴露出相关监管的漏洞和问题。

中国企业国际化要反窝里斗，不管是清华紫光竞争收购“新华三”案，还是泰国克拉运河项目中铁十三局的盲目竞争，都告诉我们合则两利，斗则两败。应坚决杜绝在“走出去”背景下中国企业的窝里斗。对于事关国家战略“走出去”或者“引进来”的产业布局，以及事关国家经济安全的高精尖端产业，需要国家的统筹协调，不能因小失大，不能仅为了个别国有企业利益甚至是背后个人股东财务套利的一己之私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中国国企之间、国企与民企之间要形成一致对外的默契和合力，应从国家产业规划及企业发展战略角度出发，牢牢抓住核心技术和控制权，抓住外资以股权换市场的机遇，真正实现中国企业快速“走出去”。

我们要厘清商务部、发改委和国资委在境外投资监管中的关系。每一次国有企业对外打乱仗，都少不了国企内部乱打仗。目前，发改委无法有效统筹隶属于不同系统的国资，像泰国克拉运河项目和“新华三”项目等国有企业窝里斗的案例层出不穷，南北车原本也如此，但在国资委的统筹下得到完美解决，因此亟待厘清商务部、发改委和国资委在境外投资监管中的关系，明确统筹协调主体。

中国有世界上独有的国资委体系，把发改委通过国家计划手段配置资源转化为国资委通过对大公司国有资本的控制来优化资源配置，在国有企业“走出去”开展竞争业务时，可先通过国资委统筹协调国有股东内部意见，突出市场运作，以企业为主导，最终通过现代法人公司股东会去行使投票权。当然，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利益时，也需要商务部从国家安全利益大局出发，对国企对外投资进行监管。由此，既能在国企国际化过程中避免窝里斗，又可实现协同合作、优势互补，提高整体国际竞争力。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国资九龙治水而导致国企“走出去”窝里斗的问题，应在正确区分公益性国企和营利性国资的基础上，将包括校办企业在内的经营性国资纳入国资委监管，以管资本为主，建立以国资委为核心的国资统一监管体制。

国资委通过组建众多淡马锡式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形成“统一监管、分散出资”的国资委体系，使国资委从现在饱受诟病的“一身二任”(既当监管者又当出资人)向“二身二任”(即国资委履行对营利性国企的统一监管，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承当营利性国企的直接出资人)体制转变。

国资委承担的“管人、管事、管导向”职能逐步转化为“以管资本为主、管人、管事”的统一，通过“以管资本为主”和“以董事会为核心”两条主线，贯彻国有资本在大公司中的意志，从举国战略中的资源配置和布局规划角度出发，统筹协调国企境外投资，构建国企产业战略联盟，积极推进国企“走出去”，实现大国崛起和中国梦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