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在北京举行2022年会，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一主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向改革、开放、创新要动力，促进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高峰论坛上探讨了如何在改革、开放、创新中不断激发经济活力，促进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等问题。

刘尚希：当前的改革要聚焦在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上

刘尚希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全面，一个是深化。全面应当跟五大建设相适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各个方面，都需要改革来推动。

他认为，开启现代化的新征程，要围绕现代化来考虑，现代化既有物的现代化，也有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核心，是出发点和落脚点，物的现代化，就是物质技术的现代化，是基础，是保证，也是需要不断推进的，是最先落到人身上的。当前的改革要落到怎么样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上来，尤其是围绕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上。

“从这点看，当前我们的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刘尚希表示，中国最大的国情，是户籍农民太多。尽管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64%，但户籍城镇化率只有46%。还有53%多的人口在社会学的意义上依然是农民。在大多数人是农民的情况下，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们的收入是有限的，这些都直接制约着当前扩大内需的战略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变。

刘尚希指出，既然现代化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那就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就要围绕人去做文章。农民的现代化不能局限在农村里，必须要城市化，也就是市民化。

刘尚希表示，二元结构就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大的制约因素之一，二元结构制约着人口的流动，制约了国民能力的普遍提升，制约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实际上制约了整个现代化的进程。所以从这点来讲，农民的现代化应当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瞄准的基本方向。也就是说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围绕农民的现代化，具体一点就是围绕农民的市民化，围绕城市化、城镇化、都市圈，在其中做文章。

他认为，只有等到城市农业的农民已经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变成了市民后，才意味着乡村社会过渡到了城市社会，城市文明才成为主导，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才能真正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固限在农村的集体经济里去实现农民的现代化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是现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刘守英：从战疫体制回到市场体制

刘守英认为，每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体制特征是不一样的，在各个阶段、各个时期，为了某一些目标所形成的这种体制特征是不一样的。我国这三年期间，为了疫情构建了一套战疫体制。这套战疫体制是一套类似于战争的体制，它表现为一切以防疫为目标，行政系统在操持一切，自上而下的指挥体系，信号的传输是靠命令。

对于放开以后，如何从战疫体制回到常规体制，刘守英提出了几点建议：

第一，要防止战疫体制向经济领域进一步蔓延。

第二，要重启市场，真正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是人创造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重启市场的核心，就是让大家放开干，找不到路的，让他自己找生路。

第三，要培育市场主体。这三年，整个市场主体的损伤非常大，有大的、有小的。没有市场主体，经济就不可能有活力，现在的市场主体是需要政府下工夫的，市场主体多，活力多，整个市场主体起来，市场信心就有了。

第四，要畅通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现在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不畅通，本质上是体制问题，这些体制问题既有疫情之前的，也有疫情加剧的。国民经济的循环就是生产、消费、流通，收入，这些循环背后还是体制的循环。如果体制不打通，整个国民经济循环就畅通不了。稳增长，启动消费等等这些增加投资都可以，这都是老办法，明年作为一个特殊的年份，如何转向市场体制，可能是明年改革最重要的内容。

彭文生：规模经济效益的关键是把规模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彭文生认为，促进中国的创新经济发展首先要解决对外开放，尤其要维护对发达国家的开放。但是任何开放，任何经济合作，最终还是双赢的，这个双赢里面有经济成本，也包括地缘政治的考虑。在绿色转型、公共卫生这些领域，中美作为两个最大的经济国家，有必须合作或者必要合作的基础。在这之外，在其他领域怎么样发挥好，有哪些潜力可挖，能够让中国在未来的对外开放和其他国家的合作中实现互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规模经济。

怎么样来促进创新，促进规模经济，促进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对外开放？彭文生指出，首先是要建立政府和市场的伙伴关系，因为创新带有一定的公共品属性，所以有外部性，私人部门的投入不够，需要政府加大对科技的研发投入。

在研发投资之外，创新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生态。从规模到规模经济效益，关键是把规模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对于如何建立好的市场生态，彭文生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点就是要发挥好数字经济的作用，数字经济对规模效应是一把双刃剑，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但是另外一方面，数字技术也可能被政府，被公权力使用起来，对经济施加更有效的控制。所以数字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另外一方面数字经济治理，包括在对外开放、全球合作方面，能够让规模经济的效应发挥出来，这是一个挑战。

第二是要构建房地产新发展模式。在供给侧要增加保障房供给，租售并举。在需求端还是要纠正房地产过去过度市场化对资源配置的扭曲，落实房地产税，构建新的发展模式。

第三是金融，金融在促进规模经济、市场经济方面非常重要，尤其是银行体系享受政府的信任担保。因此改善金融的结构要求严格的产融分离，实际产业和金融分离，防止政府对银行的信用担保延伸到实体产业，避免不公平的竞争。金融行业内部应该分业经营，防止政府对银行的信用担保延伸到资本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好资本市场促进科技创新的作用。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王雨晨

编辑 徐超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