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特征。

当今世界，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将共同富裕作为下一个百年目标，既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心的坚守，也是应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举措。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将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新形态？共同富裕各项政策的实施是促进还是抑制财富管理行业？如果财富管理的文化传统是“嫌贫爱富”，客观上是扩大财富差距的，那么如何平衡财富管理机构的商业属性与共同富裕的社会属性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金融机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和转型路径，创新什么样的业务模式和产品体系，以应对共同富裕时代下的政策和市场变化，都是需要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科学、系统研究才能做出正确回答的问题。

“共同富裕对财富收益分配的收敛性要求，对“二八定律”和“资产越多，增值服务越多”的传统财富管理模式来说，无疑是一项颠覆式考验。”

财富管理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

要从经济学史中寻找财富管理与共同富裕关系的思想来源，经典的库茨涅茨曲线应该是首选。

该曲线描述的是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的关系，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贫富差距会先拉大后缩小。这个理论暗含着，随着经济越来越发达，社会治理越来越完善，贫富差距过一个临界值后会慢慢缩小。

库茨涅茨曲线要成为共同富裕与财富管理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中间还应该插入一个桥梁，那就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般认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相互促进的：经济增长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实体项目，金融发展通过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了经济增长。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发展由于消除或缓解了“金融抑制”，为企业提供了更好的投融资环境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如果认为财富管理的发展是金融发展的一部分，或者财富管理因为能够丰富金融资产配置和活跃金融市场而促进金融发展，那么一条清晰的理论逻辑线就可以形成，即“财富管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共同富裕”。

也就是说，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因为促进了金融发展而推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则取决于某个临界值，在该临界值之前会扩大贫富差距，之后则会减少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按照这个逻辑链条，财富管理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应该也是非线性的，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是促进还是抑制共同富裕，取决于社会的发展阶段是否已经突破了库茨涅茨曲线的临界值。

根据我们的直觉，财富管理一般是为富人服务的，在客户群分和选择上有“嫌贫爱富”的特征，应该是会拉大贫富差距而非减少差距，但是这个认识是狭义的。如果放大到一个社会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长期视角，考虑到其他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实施，以及广泛的、日新月异的、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数字技术进步，我们可以发现，在新的时代环境里，财富管理也可能会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这除了取决于社会发展的状态，还取决于技术的扩散和政策的路径能否为财富分配的收敛结构提供基础支撑。

共同富裕对财富管理提出三大新要求

要认识共同富裕是什么，不如先看一下共同富裕不是什么，这方面在多次高层会议和领导人发表的文章中已经进行了说明。

第一，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不是集体“吃大锅饭”，这是有悖于改革开放精神的，是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中央发布的文件也多次指出，共同富裕的关键是扩大中等富裕阶层的比重，形成“橄榄型”的、能够流动的动态财富结构，在两端允许一部分特别富裕的和相对不富裕的小众群体存在，因为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第二，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穷”，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富裕必须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充分“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配蛋糕”。因此，实现共同富裕还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以便更好地“分配蛋糕”。

第三，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在建立现代化的累进式财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共同富裕的远景落到实处就是大力发展民生经济，让绝大多数人在经济发展和财富繁荣的环境里有获得感和安全感。

第四，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富裕，还包括精神文化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充实满足。如果仅仅是物质层面积累了大量财富，但环境被严重污染，精神和信仰缺失，人们内心感受不到富足，那也不能算是共同富裕。

在上述认知下，共同富裕对新时代的中国式财富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球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分歧和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严重的贫富分化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财富管理需要在各方面进行创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需要颠覆过去“嫌贫爱富”的金融属性，将普惠金融、包容性发展、ESG(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投资、三次分配、生态价值等领域的理念和方法结合起来，构建共同富裕时代独具特色的中国式财富管理体系。

具体来说，共同富裕百年目标给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提出如下三大新要求。

第一，进一步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和覆盖领域，提高财富管理的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水平，为总体富裕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风险-收益”结构更丰富的产品。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富裕，共同富裕时代中的财富管理不是放缓发展步伐，而是要求有更高质量的发展，从而可以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加稳健的财产性收入。

第二，加快战略转型和产品创新，深刻认识到全球财富管理行业面临的问题和困境，跳出财富管理行业的单一视角，站在共同富裕的大格局重塑和提升认知曲线。将普惠金融和包容性发展的理念融入到产品研发和业务模式创新上，通过技术重构改变“嫌贫爱富”的商业本性，通过金融数字化与模式创新相结合，构建普惠型、大众型的财富管理新体系。这需要财富管理机构摆脱对规模经济的依赖，重构成本收益曲线。

第三，拓展财富管理的广度和深度，将精神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治理等广义财富概念结合其中，不能仅限于物质财富和账面价值。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财富管理又是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行业形态。如果说过去的财富管理只局限于以会计价值衡量的物质财产的保值和增值，那么在共同富裕阶段，财富管理行业应该有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做好物质财富、金融资产的管理，还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创新将文化信仰、生态价值和社会责任等囊括在内。一种典型的形式就是ESG投资标准在财富管理行业的深入应用。

共同富裕下的财富管理机构转型之路

共同富裕时代为财富管理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方面甚至要颠覆传统的经营理念和业务模式。

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要从过去的“增量红利”时代走出来，更好地适应共同富裕时代在政策、市场和客户需求及竞争业态方面的新要求，当然也会面临诸多的挑战和考验。

尤其是共同富裕对财富收益分配的收敛性要求，对“二八定律”和“资产越多，增值服务越多”的传统财富管理模式来说，无疑是一项颠覆式考验。然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惠金融政策的全面支持，为财富管理机构更好地适应共同富裕时代进行战略转型提供了路径。

具体来说，财富管理机构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做出努力。

01 加快研发面向大众的普惠型财富管理产品

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发展多年，从一开始就有广泛的客户基础，具有先天的普惠金融基因，并不是仅限于高净值客户。

面向共同富裕时代，各财富管理机构，无论是商业银行、银行理财子公司、公募基金，还是券商资管、保险资管、私募基金、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都需要继续将财富管理的重点聚焦在数量众多的中低净值客户，为其提供风险收益比较高的或与高净值客户收益率差距逐渐缩小的产品和服务。

为了推动财富管理机构在服务普惠客户方面的积极性，在政策层面，未来可能会有较大的变化。比如面向高净值客户的管理收益可能会提高税收，而面向普惠客户的管理收益则很可能减免税收。

02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重塑财富管理的成本曲线

传统的财富管理机构之所以“嫌贫爱富”，更倾向于为高净值客户服务，并不是主观所为，而是在客观上为高净值客户提供服务创造的利润率更高。因为相较于人数较多但人均净资产较少的普通客户，服务高净值客户的获客、渠道、服务、沟通、操作等成本相对较低。

这是财富管理机构过去的成本曲线结构，但是随着数字技术在财富管理机构前中后台的深入应用，服务中低净值客户和“长尾客户”的成本大幅下降，这就为这些客户提供与高净值客户相似的“风险-收益”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可能性。

各金融机构应该加快数字化场景的应用，在渠道、风控、售后、服务等各方面提高自动化、智能化水平，重塑自身的成本曲线，降低普通净值客户的服务成本，从而逐渐改变传统财富管理机构“嫌贫爱富”的商业属性，为更多的普惠群体提供与高净值客户类似的专业服务。

03 加快研发基于三次分配的公益和慈善产品

共同富裕时代，三次分配将越来越重要。

与发达成熟国家规模较大、在分配活动中较为活跃的公益基金、慈善基金和一些特定社会责任主题基金等相比，中国的财富管理产品结构还比较单一，非商业类基金的占比较低，还没有形成三次分配的气候。

然而事实证明，以社会非营利性组织为主体参与的公益和慈善类基金，对优化财富分配结构、缓解社会分歧和矛盾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作为财富分配的第三条道路，在共同富裕时代，这些非营利性基金肯定会快速崛起。

财富管理机构应该加快这方面的布局，提前研发这类基金的信托产品，理清其产业链和价值链，研究成熟国家的监管政策，为非营利性基金在中国的大发展做好准备。

04 在资产投放端更多地向“专精特新”和中小企业倾斜

财富管理促进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为社会大众财富的保值增值服务，还可以通过资产配置和投资端，将社会储蓄向有利于共同富裕的领域引导，最终实现财富“从大众中来并服务大众”的价值闭环。

将财富管理集聚的资金投资于“专精特新”和中小企业，有利于提高年轻一代的财富水平和中低收入阶层的就业，也就有利于形成“橄榄型”的财富分配结构。而且财富管理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组合的底层资产。代表新兴生产力的“专精特新”企业，在投资回报方面会给财富管理组合更高的回报。

05 将ESG标准应用到管理端和投资端

ESG已经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准之一，当前已经在资本市场上得到广泛应用。

财富管理机构应该首先将ESG理念应用到自身的管理中，推动低碳绿色发展，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并将该标准引用到投资端，注重投资标的在ESG方面的表现，在推动物质财富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全面提升财富管理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实现生态、社会、人文的全面共同富裕。

作为财富分配的第三条道路，在共同富裕时代，非营利型基金肯定会快速崛起。财富管理机构应该加快这方面的布局，为非营利型基金在中国的大发展做好准备。

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

投稿及合作：xiaoyao@caifuguanl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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