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晖 北京报道

2022年进入最后一个月，展望新年度经济走势成为市场热词。

摩根士丹利在近期发布的《2023全球宏观经济展望》中认为，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总体动力不足——分地区来看，美国经济将勉强躲过衰退，欧洲经济将出现收缩，亚洲经济最为乐观，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2023年全球经济是否将走出此前由地缘政治、高通胀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是否会走出差异化行情？随着我国防疫策略进一步精准化，经济复苏最先会从哪个领域发生？这些宏观变化又给广大投资者的资产配置策略带来了哪些影响？

在近期由《中国经营报》触角主办的“金融大讲堂”上，对外经贸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华夏思享智库专委会主任苏培科，以及经济学家、创投专家、增量研究院院长张奥平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走势分化

疫情发生以来，美元欧元区面临史无前例的大通胀，美国新一轮通胀CPI是7.7%，欧元区则达到9%以上。通胀高企未落，衰退又至，这也给2023年全球经济蒙上更多不确定性。

在张奥平看来，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发达经济体必须实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其第三产业，维持住消费。在此背景下，货币当局必然要加快整个加息缩表的幅度。“加息缩表就是把此前往市场放的水来刺激的需求收回来，必然造成这个市场当中的有效需求被错杀。”他进一步解释。

苏培科认为，发达经济体明年的挑战仍然不小：去年我们已经判断美元加息后会造成多国流动性骤降，资产价格会受到挑战，金融市场流动性危机会显现，目前这个趋势已经比较明显。加之地缘政治导致的军备竞赛、战争难民、财政负担，均将进一步加剧其负担，影响极为深远。

“比如俄乌冲突之后导致全球能源危机、全球粮食危机。如果仅仅靠货币政策去控制，抑制通胀的能力是比较有限的。物价很难跟着货币政策紧缩来掉头，随着粮食价格、能源价格上涨，全球的大宗商品等一系列价格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他表示。

这些因素也势必影响到发展中经济体——由于最终消费国有效需求被错杀，带来全球总需求下滑。

在苏培科看来，全球经济的疲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外需减弱了中国商品的出口；第二，内循环还解决不了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第三，能源价格、粮食价格的上涨很有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一些输入性通胀。

值得注意的是，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也预测，在出口、基建投资增速放缓、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可能为负环境下，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将更加依赖消费的修复反弹。高盛预计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为3.0%，2023年提高至4.5%。

两位专家对于国内经济持谨慎乐观态度。

张奥平认为，随着国内当前的防疫政策不断科学精准，势必为经济发展腾挪出更多空间。另外，此前一个较大的经济制约项房地产行业目前政策回温，三箭齐发后，信贷、债权、股权释放了一系列利好，预计也将刺激行业逐步转暖。

苏培科则认为，相对而言，比较明显的回暖复苏可能会反映在明年下半年的相关数据上。

货币政策——进一步降息有空间也有必要

面对不确定性增强的全球宏观环境，货币政策是平衡通胀、降低风险的利器。1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政策面继续维持了宽松的态势，这一趋势是否会在2023年延续？

苏培科认为，2023年货币政策依然会延续2022年的主基调，稳中偏松。他进一步强调，我们的货币政策需要和西方国家有所差异。“比如他们在收紧的时候我们如果也在收，二者周期节奏重叠，可能对我们的经济影响会更大。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恰恰应该适当地采取一些对冲策略。所以，在货币政策方面我们应该有自主的独立性，就是不能过度跟随而要相机抉择，这个相机抉择一定要有自己的战略方向和定力。”

张奥平也认同，明年货币宽松的大门不能关上——因为当前政策面既有空间也有必要性。“边际货币政策宽松的节奏绝对不能快速地关上，而更加需要以我为主、主动作为。相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我们在疫情发生以来是相对通缩的状态。如果我们从扣除掉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核心通胀来看，这几个月我们的核心通胀水平是低于1%的。而供给冲击压力在今年已经逐步减弱——无论是我们上游通胀PPI，或者下游通胀CPI，均没有给货币政策带来掣肘。”他表示。

他进一步补充道，由于目前名义利率还相对较高，必然会错杀掉市场的有效需求。“当前的市场已经不太缺流动性，缺的是把资金的价格往下调。如果银行利率往下调一调，我们的借贷成本往下调一调，会有很多的居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还是可能愿意再努把力，投笔资，找找新的项目。”

机会是跌出来的——2023权益市场需重点关注

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具体到个人投资者层面，应该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做好短期和中长期的资产配置？

在苏培科看来，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权益市场值得特别关注。虽然2022年的股票市场不好，大家信心不足，但在这种状况下，恰恰应该关注。“因为机会是跌出来的，权益市场的机会除了自身的估值之外，还有来自货币池子的转移——房住不炒的总基调就是把货币的池子逐渐从房地产市场转向了权益市场，这个趋势是明确的。”他表示。

“事实上，如果我们过去把经济的四轮周期，从衰退前后期到复苏前后期做一个相对规律的划分，我们会发现资本市场本身比较好，都是处于复苏早期的一个阶段。”张奥平表示。在他看来，这个阶段可以重点通过沪深300指数去观测。

在他看来，有的时候很多投资者会出现一个典型的谬误——一旦资本市场涨或者跌了，政策一定要去呵护市场。其实正好相反。政策一定是迎合着我们经济发展规律的，不是说资本市场好与坏政策就一定去呵护了。

房住不炒，当房子变成了消费品后，中国可以投资的资产还剩什么呢？就剩权益市场了。张奥平认为，从这个大方向来看，权益市场当前看无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包括资本市场当前都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水平。

而真正的风口一定是长期的风口。“做一个比喻，如果把一个国家看作一家公司，国家也会有BP（商业计划书），确定性的方向会写到国家的商业计划书里面——短期1年的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期5年的是每一个5年规划，15年的商业计划书就是2035年远景目标。这意味着这些行业在国家政策驱动的产业商业生态当中，是具备长期发展的确定性的。”他进一步表示。

张奥平认为，对于当前被卡脖子的科技自立自强相关的一些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一些全国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可以更多地关注。他也特别提醒，投资一定是一个机构化的事，个人投资者仍应该把大部分投资交给机构投资人。

这也是国内整个资本市场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决定的。随着明年注册制即将正式开闸，国内资本市场的改革进度被高度期待。

对此，苏培科认为，注册制的推进仍需要更完善到位的配套政策来支持，比如更科学合理的退市制度。“退市也不是一退了之，还得有诉讼制度和投资保护机制要跟上。上市公司退市的时候要保障投资者的利益，问题公司或者违规上市的公司一定要赔偿投资者的损失。”

在张奥平看来，注册制带来的资本市场变革会有几个大趋势：第一是IPO的常态化——整个上市的大门会围绕创新型企业打开；第二是破发的常态化——注册制是没有这个固定发行倍数的；第三是资本的价值分化会加剧——上市企业市值的价值分化会向着“一九分化”加剧；第四是机构化投资成为大趋势——这是由于大门打开了，选择个股的难度会越来越大，面临着破发的常态化，面临着资本价值的分化，“炒小、炒差、炒新、炒壳”的机会越来越小，炒差、炒壳就面临退市的常态化，过去的方式基本都堵死了，投资会变得越来越专业化。

（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