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物医药领域，基础研究的开创性和颠覆性直接决定了人类对生命科学的认知水平，也影响着创新药的突破和临床研究的进展。

从历史眼光来看，中国药物研究走过了两个阶段，正在向第三个阶段——原始创新阶段进军，也就是不但要有新药，还要有自己原创的药，也就是First-in-class的药。

如何才能研发出First-in-class的创新药，并加快转化效率打通基础研究和临床的“最后一公里”？围绕这些问题，第二届“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期间，第一财经独家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免疫治疗创新研究院院长董晨。

董晨院士（右二）参加生物医药周开幕式圆桌论坛

原始创新的关键

由于当前人类对机体和疾病认知的局限，很多医学问题难以取得根本性突破，应从前瞻的角度加强基础研究。在董晨看来，想要做出First-in-class的原创药，需要关注几个方面。

首先，需要有一部分人沉下心来坚持基础研究，这群人是完全凭自己的直觉和兴趣来做研究，而不是仅仅为了某天或者某年做出一个新药这种短期的目标。其次，基础研究和临床要结合起来，不只去关注各自领域的事情。此外，还需要培养一些跨学科人才，并培养一些能将产业、资本、医院、科学家这些要素串联起来的复合型人才。

他解释道，例如在上海张江科学城有很多属于研发型科学家，这其中有一部分人对基础研究感兴趣，能不断地把基础研究成果应用到研发里，作为研发新方向。还有一部分人不仅在医院里给人看病，同时还经常与药厂、医疗器械的研发人员交流，并把这些成果带到临床，从而设计出比较好的临床试验，能够达到 Proof of Concept（概念证明），这个也非常关键。“拿不到病人或者健康人的验证，是很难拿到新药证并实现产业化的。”

他告诉记者，除了上述几类人才，还需要培养复合型人才，“上海有资本的聚集，产业的聚集，还有知名医院、科学家的聚集，需要有一些人能够真正把这些要素串联起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CEO类型人才。”

而如何才能解决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存在“两张皮”的问题，董晨认为，第一个方面就是要促进基础研究和临床的结合。

202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交通大学共同建设的上海市免疫治疗创新研究院成立，研究院在做好源头创新的同时，也致力于成为国际一流的免疫学转化基地。“上海市免疫治疗创新研究院不仅是做基础研究，同时也在医院里面做研究，这与在大学里面做研究不一样。”

在2013年前回国加入清华大学医学院之前，董晨曾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MD Anderson 癌症中心免疫学系终身讲席教授、炎症与肿瘤中心主任。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是一个肿瘤医院，那里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都在一起，我们上海的这个研究院，希望能不断结合临床方面的问题，与医生有深入交流，这样能关注到临床疾病的一些共性问题，共性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就会伴随着一些新靶点的出现，为产业界提供一些从0到1的突破，给制药行业带来新线索、新通路。”他说，许多新药都诞生于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尽管有明确的靶点和理论支撑，却不知道该用于何种疾病，这就需要与临床紧密结合。希望能通过转化医学的研究，打通这些药物到临床的“最后一公里”。

要培养“穿墙而过”的洞察力

进行医学研究的同时，董晨也从事教育管理工作多年。回国工作以后曾任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和药学院教授。对于想从事医学领域工作的青年人，董晨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

“科学最大的吸引力，是你发现了一些别人没发现的问题，比如说一面墙上有个洞或是一扇门，其他人都没看见，但是你能够 ‘穿墙而过 ’，这种洞察力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也是每个人在科学生涯中需要培养的能力。”

培养这种“穿墙而过”的洞察力，需要科研工作者潜下心来积极探索、大胆试错，“算工分”式的简单评价方式就不太实用。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科技人才评价倾向于用量化的方式，比如看论文、年资等。这种评价方式操作上简单，能规避一部分对评价公平性的质疑，但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些唯论文、唯资历等的倾向。近年来，国家在改革科技人才评价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近日，科技部等八部门公开了《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创新评价机制。

在董晨看来，现在的人才评价机制已经有了一些明显的改变。部分科研机构、高校，已经不看研究者发表哪些论文，或是在什么杂志上发表，而是要看大家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并把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用这个来判断科学影响力。同时研究人员还需要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让国际同行认可你的科研成果确实是有价值的。”

“我们要追求的不是论文的数量，而是长期的影响，能够对人类健康产生长久影响的那种科研成果。从提出问题、解决到最后产生影响。”他强调。

对于青年科研工作者的扶持和激励，董晨认为还需要形成一种文化，要探讨如何发现这个人的价值，这个评判的价值维度就是在国际同行中有影响力，对研究的领域有比较深刻的影响。“现在企业层面也越来越重视基础研究，比如腾讯10年投100亿的新基石项目，就会对科研人员个人，而不是项目，进行资助，让他们能够自由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