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文

今年前三个季度已经结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增长压力，经济运行中也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比如资产价格泡沫问题、债务问题、汇率问题等等。

自年初以来通过拉抬房地产市场实现向居民部门转移杠杆，固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负债，但其对居民消费能力的透支也不容小觑。而资产价格泡沫堰塞湖所形成的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也不可等闲视之。

全球经济复苏持续低迷，以及中亚近期的动荡，也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也将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

有关部门在宏观调控的拿捏上也面临两难之局，比如货币政策既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避免债务链条的崩解，又不能再过多加杠杆，比如财税政策也要在给企业减负和保持合理支出上求得平衡，支出方面也需在民生财政和建设财政间觅得合适比例，再比如在强有力的新增长引擎出现之前如何拿捏去产能的节奏和力度，等等。

换言之，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增长乏力，而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发挥的空间与余地以及效用都出现了边际递减。

面临相对严峻的局面，中国经济接下来需要更好地处理改革、增长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在增长与稳定的关系上，于稳住底线的同时，现阶段可能需要以稳为主，不能为了增长而一再重回事实上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老路。

换言之，相关部门在货币和财政政策上应注意不要犯“盲动主义”的错误，要保持定力。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化，近年来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促使人们反思给予GDP增长目标以更多的弹性，而更多关注就业结构、居民收入水平及国民福利等更有意义的指标。

从另一方面看，人们也开始反思近年来为保增长底线而采取的“激进型”财政货币政策，是否一方面透支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前景，一方面反而加大了经济的波动，甚至加剧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这也是年初权威人士访谈所要传递的要义。

接下来，人们可能需要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着眼点更多放在增长目标区间而非具体增长数字上。只要增长速度没有突破必须严防死守的下限，不妨让市场力量更多发挥作用。近年来的事实已再次充分证明，中国经济中的那些亮点，比如电子商务等，基本上都是市场力量自我培育的结果，而非所谓的产业政策扶持的结果。

相关部门可能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防范中国经济不出现系统性和颠覆性风险上，从而为中国经济运行提供稳态的宏观环境。应该承认，近年来相关部门在化解中国债务风险上花费了巨大的心力和财力，然而必须承认此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甚至没有得到大幅的改善。目前所采取的一些举措主要还是冀望于靠增量来带动存量，靠增长来化解风险。而在增长依然乏力的情形下，相关债务风险依然在积聚中，此外还有由此引发的其他风险，比如汇率风险及资本外逃压力等，都需要引起人们高度重视。

相关部门应及早展开全方位的压力测试，并厘清风险监管和处置责任，及时做好相关预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面对可能的系统性和颠覆性风险，宁可估计得严重一些，预案做得更充分一些，也比盲目乐观和轻忽要好。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和货币政策现阶段不宜盲动，也有着为应对和解决风险节约宝贵子弹的考量。

在守住增长底线静待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和守住风险底线以戒慎恐惧之心应对可能的突发状况的过程中，应咬牙坚持发挥“扛”的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为而治和无所作为，相反在改革上，则需要有大刀阔斧、破釜沉舟的勇气。如此，才能打破妨碍市场经济顺畅运行的梗阻，矫正由于政府过度有为而导致的种种扭曲，进一步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才能唤起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信心，而中长期信心是为处理中国当下问题赢得更多回旋余地和空间的关键所在。

当前尤须在影响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根本问题上锐意进取，兴利除弊，从而起到振衰起敝提振民心士气的效果。比如在户籍改革问题上可以考虑采取更大力度的举措，让亿万人民真正彻底摆脱城乡二元割据格局，促进城乡资源实现双向对流。这不仅会得到亿万农民和农民工的拥护，还有望在分流中国资产价格泡沫堰塞湖方面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总之，眼下中国经济应稳字当头，注意防范系统性和颠覆性风险，守住增长的底线，不浮躁、不盲动，以静气和耐心为市场发挥去存量和觅增量的作用创造稳态宏观环境。与此同时，以真心实意的改革赢得人们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前景的信心，从而为渡过当下的难关赢得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本文首刊于2016年10月3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