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一凡

英国《金融时报》用一个新词“萎胀”（shrinkflation）来描述当前英国的微观经济形势。它是由萎缩（shrink）加通货膨胀（flation）构成的。意思是，尽管价格普遍在上涨，但许多商家宁可接受利润萎缩也要拉住客户。因此，大饭店的房间价格并没有上涨，尽管通胀率很高；而餐馆的价格也没有大幅上涨，但各种原材料的价格却明显上涨了不少。这种做法使商家的利润越来越差，风险越来越大。其实，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也陷入了“萎胀”，因为通货膨胀一直居高不下，而经济增长却面临衰退。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滞胀这个词那时候被发明了出来。如今， “萎胀”是比“滞胀”更危险的状态，因为各种宏观经济政策会逐渐失效，经济将进入自由落体状态。

通货膨胀成为大多数国家最头疼的问题

从2021年开始，美国和欧洲国家的通胀率开始上升。 2022年，通胀率出现失控迹象。在公众抗议声中，世界各国央行开始采取行动，大幅加息。美联储连续3次加息0.75%，向市场发出激进加息的信号。

不过，美国并没有出现“沃尔克时刻”， 12月份，美联储最后决定加息0.5%。虽然美联储仍然声称，2023年仍然会继续加息，但看起来以后不会继续激进加息了。

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美联储预测，2023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只有0.5%。还有一些机构预测，未来两年多数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速将低于1%。这就是《金融时报》谈论“萎胀”的原因。

2022年，通胀率出现失控迹象。

美国经济学家、“货币主义”鼻祖米尔顿·弗里德曼早就说过，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历史上所有恶性通货膨胀的背后，都存在着货币超发的现象。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央行采取前所未有的货币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这些中央银行首先大幅削减利率，将名义利率降至零。然而，市场仍未回暖。随后，美联储又拿出了“量化宽松”的利器，就是进入金融市场直接购买债券。这种行为在经济学上叫做“印钞”，就是增发货币。所谓“量化宽松”，就是美联储每次入市买债，都高调表态打算买多少。从2008年到2014年，美联储进行了三轮量化宽松，总共购买了3.9万亿美元的债券，相当于发行了这么多美元现金。

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正在与美联储竞争，看谁更有创造力。他们还继续实施量化宽松，购买债券以释放新的流动性，并更大胆地实施负名义利率。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有一个著名的诊断：货币政策作用有限。当央行利率降至零时，就会陷入“流动性陷阱”，因为货币政策会失去效力。人们宁愿把现金放在床底下，也不愿把它存放到银行里凭借银行欺诈。今天，许多发达国家的央行行长可能认为他们比凯恩斯更聪明，所以他们实行名义负利率：谁把钱存入央行账户，央行将要求他为这笔存款缴税。事实上，名义负利率只能“惩罚”商业银行。各国都有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即商业银行需要将一定比例的存款存入央行账户，以保证商业银行不会过度放贷，防止储户跑路。中央银行还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来调节市场流动性。当央行实行名义负利率，商业银行存放在央行账户上的准备金就成了“人质”，商业银行必须向央行支付利息。理论上，负名义利率是为了迫使商业银行释放更多贷款以刺激投资和消费。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市场需求不振，商业银行再愿意放贷也很难找到贷款人。因此，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在经历了几年的负利率之后，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弹。

负名义利率的真正作用是可以抑制这些国家发行的国债收益率。这些发达经济体自上一轮金融危机以来，债务不断攀升，债务利息成为它们巨大的财务负担。日本央行的名义负利率使得日本国债的年收益率低于1%，远低于通胀率，大大增加了日本国债的可持续性。

美国、欧洲和日本央行释放了大量额外流动性，但过去几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胀。主要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力量。美元等货币是硬通货。当这些货币的利率大幅下调时，以这些货币计价的债券非常便宜，国际投资者的套利空间很大。所以大量的流动性流向了新兴经济体，因此，这些货币发行国并没有感受到很大的通胀压力。此外，过去几年，全球化让许多新兴经济体为这些发达经济体生产大量廉价制成品，这也有助于抑制通胀。

地缘政治冲突是压垮通胀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释放出来的新流动性能够流向新的国际投资市场，或者流向金融市场新的投资宠儿，通胀可能不会一下子上升。然而，2022年的形势变化完全出乎意料。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通胀一下子就涨了起来。

首先，新冠疫情非但没有平息，反而传染性更强，感染人数更多。因此，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受到疫情严重影响，制造业生产中断。疫情反弹导致美国很多商业活动中断，尤其是商品物流中断，商品无法到达消费者手中。还记得夏天美国的一些港口堆满了集装箱，却没有卡车运走。商品短缺自然会导致价格上涨，从而产生新的通胀压力。

其次，疫情让很多发达国家意识到国家安全非常脆弱，连基本医疗防护产品的生产都得不到保障。因此，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决心实施再工业化计划。他们通过立法要求本国企业回归，并规定了一些制造行业国产零部件的最低比例。这些“逆全球化”活动不仅限制了国际贸易，还大大提高了生产成本，推高了物价。

俄乌冲突加剧了粮食和能源的价格暴涨。

最后，乌克兰战争引发美欧对俄全面经济制裁，导致俄欧商品流通渠道中断。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世界粮食和能源市场的重要供应国。战争使乌克兰粮油出口受阻，俄罗斯出口受阻，国际市场粮食和能源价格暴涨。食品和能源价格是基础价格，它们的涨价势必会反映在总体价格上，因此各国通胀率不断攀升。

多国央行面临政策两难选择

“萎胀”和“滞胀”都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陷入两难境地。如果你想抑制通货膨胀，你可能会使经济萎缩变得更糟；如果要刺激经济增长，就会使通货膨胀完全失控。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和欧洲在经历了多年的滞胀之后，终于将重点放在了控制通货膨胀上。他们不惜使用极其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大力加息，最终抑制了通货膨胀，但也付出了经济衰退的惨重代价。事实上，为应对新的“缩胀”，这些发达国家最终可能也会采取激进的紧缩货币政策，首先抑制通胀。

随着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向美国。许多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外逃导致其本币大幅贬值。这导致许多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指数大幅下滑，企业融资紧张，影响经济增长。本币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和能源成本上升，造成输入性通胀压力。为缓解贬值压力，一些新兴经济体央行采取了干预市场、卖出美元、买入本币的做法。但随着资本外逃的加剧，这种对市场的干预将很快会耗尽外汇储备，反而引发金融危机。这种现象出现在80年代的拉美危机和1990年代的亚洲危机中。

随着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向美国。

美国加息能吸引外部资金流向美国，但这对美国来说也不是什么好消息。例如，当美联储加息时，美国国债利率随之上升，美国政府支付的国债利息急剧上升。当美国债务不高时，不会对美国政府的财政构成威胁。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财政状况持续恶化。2000年，美国联邦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刚刚超过50%；到2022年，美国政府债务超过30万亿美元，债务/GDP比率已达到130%以上。此时美国国债利率上升，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会增加很多。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几年后，债务利息支付将超过军费开支，成为美国政府最大的支出项目。如果是这样，美国离债务危机也就不远了。

在此背景下，美联储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不加息，公众将对长期通胀率产生负面预期，表明美国经济将陷入长期滞胀，所有宏观经济政策都将失效。如果继续大幅加息，市场金融泡沫可能破灭，引发比2008年更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将陷入深度衰退。但如果美联储犹豫不决，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不变，世界经济将受到美国经济的牵制，陷入混乱。当然，一些国际资本喜欢金融市场乱象，它们可以浑水摸鱼。

只有重建信任才能摆脱全球萎胀的威胁

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发达经济体央行都在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抑制通胀，实现经济“软着陆”。但萎胀并没有显示出改善的迹象。

事实上，我们可能需要转变观念，才能找到办法，走出全球萎胀的阴影。

不久前，有经济学家解释说，如果说全球化时期，经济增长强劲、全球通胀率低，那是因为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现在，发达经济体把希望寄托在货币政策调整上，作为唯一的救命稻草，恐怕要大失所望了。或许只有摒弃冷战思维，重新拥抱自由贸易，加强国际合作，才能重新充分发挥全球供应链优势，降低成本。而如果地缘政治压力缓和，能源、食品等关键原材料价格恢复正常，全球通胀压力自然会降低。

当然，要改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心态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但我们要时时提醒他们，只有重建互信和国际合作，世界才能找到遏制全球通胀、促进增长。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二十国集团成员是世界主要经济体，要体现大国担当，发挥表率作用，为世界各国谋发展。

只有重建互信和国际合作，世界才能找到遏制全球通胀、促进增长。

发达国家想搞逆全球化，结果是世界经济陷入高通胀和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事实上，世界已经进入“地球村”时代。无论是气候变化、疫情蔓延，还是全球经济衰退，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和困难。只有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才能遏制全球通货膨胀，抵御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才能开发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